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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5-07-13 12:31:12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就直接的社会现实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新的变化,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生产力层面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呈加速增长趋势。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信息化、服务化、高科技化趋势。在生产力要素内部,脑力劳动比例攀升,劳动工具随着生产管理中新手段和工具的获得,如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而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劳动对象的范围也因为新材料和新资源的开发得到了拓展。有学者用生产力总量、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力的质三个大飞跃来描述这些新变化。

   从生产关系层面上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因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简单说来,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在劳资关系上形成了允许工人阶级加入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在分配关系上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有的学者则将其概括为: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另外,在生产关系新变化的讨论中,也已经涉及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讨论。

   从上层建筑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变化显著:(1)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2)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的调节作用越发突出;(3)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4)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在我们看来,其中的核心要旨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精巧,这与资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再生产的条件息息相关。

   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显然不同于经典理论家所处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运转和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经理资本家阶层人数上升、作用增加的特点,传统资本家对企业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多少看到这一点了。工人阶级构成也日趋复杂化、生产和生活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三产业工人的比例上升,再就是出现了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相应的,两大阶级的矛盾有所淡化,并开始纠缠于种族、性别、地域、宗教等冲突之中。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在传统框架的拓展与新近观点的引介中得到了深化。除了对现实变化的研究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所处历史阶段的定位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一方面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将具体的经验事实和既有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理解。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提法在80年代“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已然出现。这些讨论(争论)的源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新的资源和方法,形成了新的理论判断,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就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舶来品。

   很多学者赞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涵盖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部,而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有的学者虽然认同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反对上面提到的“新阶段说”,依然坚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虽然帝国主义控制、剥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超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

   还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之后的新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却在一个新的全球“尺度”(scale)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另外一种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看法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首先批评上述观点仍局限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中,强调以三次科技革命为线索,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与信息技术革命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大发展相适应,并且可以恰当地解释前面提到的那些新变化。

   除了以上四种观点之外,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研究中,还有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它们虽然是近年来才被介绍到国内,但已经进入了学界讨论的话语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观点、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米歇尔·阿格里塔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观点和让-克罗特·德罗奈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理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不仅在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后现代思潮的讨论就无法绕开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则直接启发了我们用“晚期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西方左派理论发展,“泰勒制-福特制-后福特制”的理论框架也逐渐成为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隐性历史线索。

   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经验事实的全面介绍和评述、对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的理论推敲外,这一阶段研究中所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思考。尽管比起前几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来,围绕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所进行的探讨并不算非常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和省察已经开始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我们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之所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原因有二: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现实和传统理论框架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讨论中已经凸现出来,近年来更是直接推动着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面对这一冲突,学界早已达成理论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理论依然有效,但有的具体判断不再适应于现实。经过多年的探索,科学理解资本主义当代变化中几个最重要的元方法论指导,或者说理论边界也得到了确立。这就是必须正视变化了的历史现实、区分复杂现象的不同层次、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与“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观点。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中,已经包含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一方面自觉反思经过斯大林教条主义中介了的传统资本主义解释框架之不足,另一方面带着新的问题意识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解,其中,“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研究最引人瞩目。

   再就是随着新理论视域的开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不同理论方法之间存在的竞争和冲撞。正如前面的历史回顾已经看到的,同样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这样一个客观现实,竟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概念定义。其中固然包含研究视角和理论层面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差异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形态。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被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前台: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之前,还要应对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提问。这是一个“新”理论域中的“老”问题,对这一抽象问题的回答因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及其相应研究的历史展开,而获得了具体的丰富性。换句话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现实,外在的理论斧削故不足取,但仅仅依靠经验的实证分析也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思想史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不同资本主义理解形态的内里逻辑和外部作用场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我们看来,有关历史上资本主义研究和阐释不同理论形态的批判性研究,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发展到今天必然遭遇的困扰,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化的新的理论起点。

   概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反思和积累,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追踪、理论分析和方法论自省,“资本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和新理论进展的重要推动。其中,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理论史的梳理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整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借鉴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得失、激活马克思理论当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研究科学方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兴替

   基于上述理解,自2004年南京大学“985”二期工程建设中,我们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平台)“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立项以来,以教育部百所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为依托,我们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中来,并首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上。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史”作为我们的突破点,除了不得不承认围绕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历史线索太过丰富、具体内容十分庞杂外,更重要的是:这段长达160年的历史与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在理论上最为切近,但却从未得到系统的历史梳理。

   有关“资本主义”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以现实社会历史变革为基础,但从具体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左派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无论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进入思想史语境,传统资本主义理解在争论中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茧化”,还是“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凸现,都直接来源于那些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索。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理论上的富矿却从未得到全面的勘探和开采:

   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形成缺乏清晰的界定。当资本主义研究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支撑的时候,却常常遭遇到理论上模糊甚至是冲突的情况。这固然要由斯大林的僵化教条主义体系负责。但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解也非一蹴而就。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援引马克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这样,对于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历史形成的回顾就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理论任务。

   其次,对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历史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受斯大林教条主义判断的影响,这一研究在国内十分薄弱,很多方面甚至是空白。第二国际既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的完成和全盛时期,也是经典批判理论向现代批判理论过渡以及现代批判理论分化的时期。缺失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的这关键一环,就无法了解这一理论的完整历史谱系,无从真正把握当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质和历史作用,也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第二国际时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具有学术上的补白价值和理论上的关键意义。

再者,对苏俄(联)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样一种特殊的理论模式缺乏历史的分析。这种研究模式不仅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与形态,而且由于苏俄(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地位,它甚至长期处于领先或核心位置。然而,这种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模式在历史的展开中却被抽象地上升到一个它自己所不能胜任的理论高度。随着苏联学界以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历史起点,以斯大林“总危机”理论为现实指向,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之后,其研究重点基本上放在对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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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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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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