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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革命”“统治”与“执政”:旧话重提——关于政党变革的两个命题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5-07-12 22:59:17
作者: 陈明明  
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工农之外的其他阶级及其代表退出历史舞台,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便演变为由党代行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专政”,苏俄的逻辑回来了。〔26〕党和国家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在政治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党治国家”体制:国家是政党的创造物(借革命之力),国家结构与政党结构重合(党国一体),国家决策即政党决策,国家每一项行动都透露出政党偏好的强烈信息(党化国家)。由于党国合一的逻辑,由于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压力,也由于维持统治的需要,党沿袭并强化了过去革命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制,最终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书记集中制”、“第一把手集中制”(邓小平语),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名存实亡。由此而论,就新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统治党”在理论上更能揭示中国国家建设的困局成因、发展特点以及走向宪政的必要性。质言之,党的历史转型,与其说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不如说是“从统治党到执政党”。

   四、从“统治”走向“执政”

   以“执政”为核心词素的“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理念”等概念在2000年代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反映,也是党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移而寻求建构新的党国关系的要求。

   政治的变化源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导致社会学者所说的“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加,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大”,利益诉求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又导致社会结构(如职业结构、收入结构、阶层结构等)的分层演展,使得社会公众的价值、态度、信仰等政治文化因素日趋多样化。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市场化的推动下,原先被国家垄断的大量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日益松动,社会领域从国家政治领域成长起来,社会自主运行的机制和逻辑逐渐形成,并对国家的机制和逻辑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政治史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相对多元并拥有相对自主配置资源的力量时,政治中心对社会治理的刚性程度必然下降,弹性程度必然增加,政治中心不得不寻求更为包容的方式来维持和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这是“执政”命题提出的根本原因。瑞金时期不适合此命题,计划时期也不适合,盖因彼时社会形态的“清一色”;抗战时期边区的“三三制”和新中国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所以显现了某种“执政”气象,反过来正好说明此时社会形态的“大杂烩”。在某种意义上,当政治中心谈到“执政”并以此约束自己时,则意味着首先是社会结构其次是政治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些多元的相对独立的因素,这些因素已经不能简单地予以压制乃至祛除,而不得不施之以包容并予以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建和发展,正是在这些方面制约着“从统治党到执政党”的变革历程。

   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研究已有大量文献,内容范围之广,触及问题之深,不胜枚举,理论和策论多有真知灼见。如果从党执政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变革着眼,十多年来的讨论和建言,我以为其中至今仍然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党要重视政党生活的一般存在形态。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是指政党担负着现代民主政治所需要它担负的政治功能,这些政治功能大体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内容。由此而论,政党本身并不是一个公权力机关,而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交界面的特殊的社会政治组织,负责把社会利益诉求经过加工输送给国家以变成公共政策,通过吸纳精英作为组织人选推荐给选民以获得公职身份,从而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政党既然是公民依照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而组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其享有的权利不过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延伸。在列宁主义的语境中,共产党并不是根据宪法组织起来的政党,它在革命中掌控着军队、情报机关、政治、经济、财政等权力,形成了一个“类国家体”,但在理论上它仍然不是公权力机关,只是“以党代政”而已(“代政”本身表明“党”不是“政”)。人们已经注意到,党的组织和行为日益国家化和行政化,导致了党的政党功能的萎缩和退化。党越来越倚重国家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党的政策,党也就越来越变成一架行政机器,越来越不善于运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其与社会其他集团的关系,越来越不像一个政党那样管理自身的日常活动和经营自己的社会基础。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党的高度官僚化,使党丧失了党本应具有的政党的生存和社会工作能力,以至于危机来临时无法从社会方面动员支持国家政权的资源。因此,党在它作为执政党运用国家权力的同时,它的整个组织始终不能脱离政党的基本内涵和功能限定,始终有一个如何履行“政党角色”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沟通传输的中介作用的问题,〔27〕它的精英领导层无论有无国家公职身份,都要学习和具备政党的“技艺”:游说示范、应对舆情、政治联谊、交易妥协、组织选举、准备议案、推举干部,等等,过一种“政党生活”而不是“官僚生活”。“党要管党”首先是“党要像党”。

   第二,党要强化“合法进入、合法运作国家”的政党行动逻辑。“合法进入”与“合法运作”是执政党的要义。在大多数国家,政党经由选举之路进入国家是通例。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它取得国家政权不是拜选举所赐,而是借革命之力。但问题在于,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28〕“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29〕这意味着从“革命”到“统治”需要把“统治”转化为“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选举,却根本不能脱离选举,它实际上是现代民主国家构权的一般方式,具有普遍的强制性。这也意味着,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虽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某个胜利了的阶级的战利品,而必须视为“天下公器”而诉诸人民同意的制度表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着手制定宪法及选举法等法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原则,选举产生人民代表,组织人民政府,把“革命”的合法性(legitimacy)转化为“统治”(实际上是走向“执政”)的合法性(legality)。当然,中国的选举制度不同于西方,不实行以政党为单位的竞选,但通过选举程序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任命程序而使共产党对国家的“进入”合法化,或者说,共产党的执政得自包括选举在内的合法程序的确认,同样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应该坚持的政治法则。而“合法运作”不过是“合法进入”的逻辑延伸,要求共产党必须按照现代国家内在的结构、功能和机理去启动、监督和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把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路径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和行动。

   第三,党要确立“党在国中,党在法下”的现代执政理念。在“统治党”的体制架构中,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主要体现为党凭借其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全面主导和控制国家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虽然在结构上党国同构、党政不分,但实际上党具有超越国家制度的特殊地位,党的领导不是撇开国家制度行使权力,就是代替国家制度行使权力。〔30〕因此,在“从统治党到执政党”的变革过程中,明确提出“党在国中,党在法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者要求党的领导不能游离于国家制度之外,而必须作为国家制度之内的力量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必须按照现代政府原理构建新型的党国关系。后者要求党的所有活动不仅不能超出宪法和法律的范围,而且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如果说,党的领导精英按照法定的程序进入国家体制,并按照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规定行使权力,而不是在国家体制之外以政党身份“命令”、“指挥”政府,即可视为“党在国中”的重要起步,那么,“党在法下”则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它可以尖锐地表达为:党大还是法大,党高还是法高?〔31〕在理论上,这个问题自十三大后似乎已经明确,但在党的领导活动中,尤其在党的地方市县组织活动中,则远远没有解决。〔32〕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共产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就目前中国政治建设而言,三者中最具现实性也最具可行性的是依法执政。从司法的角度看,已有研究指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党将自己的司法政策通过国家机关(人大)转化为法律形式;党对司法角色的选任和监督通过国家过程(人大的职能机制)来进行;党在司法系统内的组织对司法过程的作用仅限于影响力而不可表现为直接的干预,这三点应构成党对司法领导关系的刚性限度。〔33〕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依法执政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价值、组织和制度再造的政治问题,所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宪政之维。可以这样说,从“统治”到“执政”的历史性变革中,共产党执政方式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能否正确地解决现代国家建设中政党与国家的法律关系,即“党权”与“法权”的关系,而判断共产党执政方式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则要看它能否成功地把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法律的刚性约束内化为政党行为的理性自觉,即政党的“法的精神”。〔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1.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4.

   〔3〕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第二章)〔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教材,非正式出版物),2005;深入总结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1).

   〔4〕〔5〕〔6〕〔8〕〔9〕〔10〕〔14〕〔19〕〔20〕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67.47,173,231,56,50,67,479,38,272.

   〔7〕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M〕.1983.394-395.

   〔11〕转引自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册)〔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50.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67.724.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Z〕.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32.

   〔15〕从一个支部看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反动路线〔N〕.人民日报,1957-08-14.

   〔16〕陈明明.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关于政党及其革新的一项词语梳理〔J〕.中大政治学评论,2005,(5).

   〔17〕杨奎松.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50年来中共历史叙述的演变及其问题〔J〕.近代史研究,1999,(5).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2.

   〔21〕〔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6.572,508.

   〔22〕列宁全集:第29卷〔M〕.人民出版社,1956.489-490.

   〔23〕李林.由革命中的领导到宪政中的执政——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宪政阐释〔A〕.张恒山,李林,刘永艳,封丽霞.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4.55-61.

   〔24〕戴维?米诺,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08.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M〕.人民出版社,1999.75-76.

   〔26〕列宁全集:第36卷〔M〕.人民出版社,1985.155;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作用的发言〔A〕.列宁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1958.206.

   〔27〕参见李忠杰,金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新体系〔M〕.人民出版社,2006.264-265.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人民出版社,1965.274.

   〔30〕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28.

   〔31〕彭真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1.389;万里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5.482;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4.11.

   〔32〕张恒山,李林,刘永艳,封丽霞.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4.

   〔33〕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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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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