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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革命”“统治”与“执政”:旧话重提——关于政党变革的两个命题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5-07-12 22:59:17
作者: 陈明明  
“党对参议会和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13〕以及相当程度地通过民主选举组织边区政府,等等。即使如此,瑞金政权的影响与制约仍在,瑞金毕竟是共产党政权的起点和源头,党对高度集权的依赖、对大规模群众动员的依赖没有变化。无论是边区政府还是后来的华北政府,本质上都是“国中之国”的割据政权。总之,“局部执政”的表述不符合党夺取政权的特殊路径与理论规范,只会模糊共产党割据政权与国民党“合法”全国政权之间的联系与关系。如果说在共产党与“局部执政”之间能够建立起联系的话,那不应该是中国,只能是类似印度这样实行西式议会民主的国家。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掌权事实的确可称为“局部执政”:在一个由国大党掌控全国性政府的印度联邦,印共从1957年起通过地方议会选举进入体制,以执政党的名义主持邦政,实行社会经济改革,在西孟加拉邦甚至创造了连续执政30多年(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的奇观,显示了在体制内利用体制的资源实施反体制目标的政治独特性。这种“局部执政”是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所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后,党的文献中也极少看到党以“执政党”为标榜的文字,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可能是正式使用“执政党”提法为数不多的一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执政党”一说又在中国政治语言中销声匿迹,鲜有所闻。1957年以后更是如此。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上由于“执政党”内涵不足以表达共产党这样一种“特殊的政党”(马克思语)与其他掌控国家政权的政党在性质上的区别(即共产党人并不以取得国家政权为满足,他们的目标是“三个消灭一个改变”,〔14〕从而促成政党本身以及国家的消亡)以外,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行为,“执政”的规范与党的政治动员型和政策主导型的行动逻辑存有冲突。“执政”要求党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调控国家与社会关系,同时本身也受制于宪法和法律,但对于党来说,它在革命年代与旧国家、旧法律、旧法统相抗衡的“割据”传统,夺取政权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动员的政治需求,都使其对法律、法制和法治持有一种批判性的保留态度。另一个原因是“执政党”隐含的政党政治通则不符合党对民主党派实行领导的党际关系模式。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派受过西式教育的领导成员中,许多人尚存欧美政党政治的想像,停留在“联合政府”的记忆之中,他们在承认中共的“执政”地位的同时,或是以党派合作的“执政联盟”的成员自居,或是将自己的政治角色解读为类似“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15〕然而反右运动恰恰表明共产党不要做政治学上的“执政党”,而是要做列宁主义的“领导党”。此外,“执政党”这个概念预设了“执政地位”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定期的公开的竞争性的选举确认的,而共产党由于其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使然,既不能放弃对国家政权的掌控,也不能与其他党派分掌政权,所以在政治上必然要求垄断国家权力。〔16〕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思想路线上的日益“左”倾,在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等层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领袖个人专断的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特征,它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按照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党”,固然同党的最高领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不是领袖个人而是“党的历史传统就潜伏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17〕由此可见,至少到改革开放前,党不仅在理论上不接受“执政党”的概念和观念,而且在实践中也不以“执政党”的方式行事。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所能提供的分析是相当软弱的。按这个命题的表述,共产党在瑞金时期就是“执政党”,只是“局部执政”而已,1949年完成了“全国执政”,此后只是建国初“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阶段”和从1956年至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执政阶段”之别而已。但后者实际上涵盖了计划经济时期与引入市场经济时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这两个历史阶段,党的工作重心与思想指导路线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党治理国家与社会的行为特征亦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样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把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活动皆以“局部执政”、“全国执政”一言蔽之,那么党的工作重心和指导思想何以发生转变的历史意义便被掩盖了,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随之转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被过滤了。换言之,在它看来,只要党占据着权力配置的中心地位,就是“执政党”,差别只在于是“局部执政”还是“全国执政”,不在于如何配置权力以及如何处理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显然,“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试图和“执政”这样一个现代概念接轨,却因其对“执政”的理解局限于“执掌政权”的事实层面,而限制了它对“执掌政权”背后的方式、价值和机制的深入讨论,故而也不能有效转化为对这些方式、价值和机制对党的理念、体制和组织建设及变革所具有重要制约和影响的深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命题抽掉了共产党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必要性。

   三、“统治党”:一个三分结构及其意义

   前面提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命题比较深刻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不是关于共产党宪法地位转变的描述,而是关于共产党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转型的讨论。不过,以“革命党”概括建国前武装夺权与建国后计划体制两个时期的党的行为特征,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尽管计划经济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是阶级斗争,但毕竟不是割据时期的谋求根本翻转政治秩序、彻底破坏政治国家的全范围的暴力对抗。党拥有了整个国家,制定了宪法,形成了统一的法律体系和财政税收体系,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政治、行政管治网络,所以,它的“阶级斗争”是以工农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对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旧阶级、旧人员和旧制度的政治清洗(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它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个“革命”在非常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确有过激烈的“反国家”甚至“反党”行为(连毛泽东时也不无戏谑地称自己鼓动“革命造反”的主张“颇有点近乎黑话”,〔18〕“黑话”者,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言论也),造成了党和国家的重创。但是,这个“革命”的取向不是颠覆、摧毁,而是“统治”、“全控”。因此,在武装夺权的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走向“执政”时期之间,党的行为特征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既与革命历史有所不同,又与执政要求相距甚远的“灰色地带”,这就是“统治”。这样,“革命党-执政党”的二分架构可以转为一个三分架构,即“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革命”与“执政”都参与其中,既对“统治”发生影响,又制约着“统治”的限度与变迁。按照这个架构,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就不是单纯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而是“从统治党到执政党”。

   “统治”在政治学里是一个中性的字眼,顾名思义即“统而治之”,它比“执掌政权”要宽泛得多,后者指涉的只是对国家权力的据有,前者则指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权力的悉数控制。统治权力的运用既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但不论何种情况,它的支配性、全控性和渗透性(尤其凭借现代物质技术)都是“统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可能会由此联想到统治较为冷峻的本质而排斥对“统治党”一说的使用,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统治与被统治是阶级社会正常的政治现象,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被统治阶级的地位,成为统治阶级。早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便意识到,“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夺取政权。”〔19〕《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条宣布,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21〕无产阶级统治集中在政治上即对国家政权的掌控,这种掌控不能与其他阶级和党派分享,按照列宁主义的逻辑,它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来实现的。〔22〕由此可见,说革命后的共产党是一个“统治党”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中是有依据的。

   事实上,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个意义上来揭示取得国家政权后共产党的行为特征,即“统治党”特征,不过他们使用的概念是“领导党”。例如,一项主要由法学家主持的研究课题指出:“以宪政思维来看,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是有其不同内涵的”,“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它作为领导党而实施领导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所不包”。“在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方面,以领导党所强化的主导概念来建构国家政治关系、配置政治权力资源,就会产生党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巨大无比的政治权力,体现在政体的程序和操作层面上,领导党的领导行为更容易在宪法和法律之外,在国家主权以及相应的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之上存在和实施。”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共产党领导方式从领导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步纳入宪政轨道”。〔23〕在这里,作者同样提出了一个三分架构(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而且把转型界定为“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表明了“领导”与“执政”的区别,如果注意到“领导党”领导范围的“无所不包”,领导行为的超越“宪法与法律”、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上等特点,那么,“领导党”无异于具有鲜明的全控和渗透特征的“统治党”。

   在概念的适用方面,“统治党”比“领导党”可能更符合政治学的语意,更切近党在计划时期行为取向的本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占统治地位的党”(dominant party)即“在某个特定的政党制度中拥有压倒优势的影响的党”,它能够决定性地把它的战略主张转化为国家政策,“但我们不应把占统治地位的党等同于长期执政的党。”〔24〕“统治”固然别于“执政”,“统治”也和“领导”不尽相同,尽管二者多有交叠。“领导”指带领和引导,要义是示范和说服,“统治”则指统摄和管治,侧重的是一统和“臣服”。“领导”主要依赖“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格(德行)的魅力及其所由产生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即使它暂时不拥有政权,也可实现它对社会的动员和领导,它拥有政权,也不能放弃它的道德正义形象,虽然“主义”和人格的魅力隐含着它和法律及体制的内在紧张,却也因“主义”和人格的力量所在而降低了它在和国家法律和体制发生冲突时的政治风险。“统治”则更多地诉诸政权的力量,具有更多的强制性,虽然在使用强制资源时也需要论证强制的正当性,虽然在非国家领域如文化领域也需要动用意识形态,但暴力始终是政治生活的最终上诉法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时期,“统治”的支配性、全控性和渗透性表现在国家以公有化和工业化的名义把城乡人口全部纳入国家的单位体制和公社体制之中,限制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和身份变换的自由权利;国家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垄断了全部社会、经济和组织资源,消泯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国家以政治动员和思想革命化的手段深入到公民私人交往、精神、信仰等领域,彻底清除了私人生活的自主空间。

对“统治党”特征的把握既要注意到它与革命时期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也要注意到它执掌国家政权后与社会、国家关系的演变。前已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共产党是不与其他阶级和党派分掌政权的,因为党被认为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个利益,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党对无产阶级运动领导权的独掌必然变为对国家政权的独揽。人们注意到新中国在过渡时期的政权具有不同于苏俄的统一战线的性质,从政治上说是因为当时中国还存在着四个阶级,还存在着一个相对多元的社会,这个社会还拥有对政治施加影响的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告诫共产党“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务必“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25〕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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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oz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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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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