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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景龙: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一种透视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视野

更新时间:2005-11-23 21:06:23
作者: 商景龙  

  

  透过社会结构变迁的外在表象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理念,揭示发展的深刻寓意,这是社会发展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在当今时代,发展呈现着变加速运动的态势,而不再以固定的节奏行进在历史的序列中。此种现象强有力地冲击着社会结构的惯性,使社会结构日益清晰地在人们面前现出其“庐山真面目”。这标志着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历史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做出这种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作为外在地把握历史、走进历史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论

  

  社会结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人们从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在不同的层面上认识社会结构,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既体现着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结构现象的合理性认识,成为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恩格斯便是继承这些合理的思想资源,深刻总结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为认识社会结构变迁提供的客观条件,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当代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变革为主导产业革命,使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激剧变迁,这也在客观上为我们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创造了条件。

  

  (一)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

  循环论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在古代社会,人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狭窄的领域,由于发展的节奏比较缓慢,因而他们只能从自然的节律中把握变化,如昼夜的更替、四季的更替,等,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循环论的认识。在这种循环论的支配下,事物他们来说呈现着一种“圆圈”的结构状态。如在《易经》中,古代学者认为,一方面,构成事物的要素是有限的,但由于它们组成不同的结构,因而形成五颜六色的事物,而所有这些结构又都是首尾相接的圆圈(每个要素可重复出现)这就决定了它们能够发生无穷变化,能从有限中引出无限;另一方面,结构流转和形式变化的无穷,决定了事物种类的无穷。一切新事物都是在这种循环结构的变动中产生。这种思维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能动性,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激发人们在有限的舞台上,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感人戏剧。

  构成要素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涉及到社会结构问题。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讨论了社会结构,他认为,整个社会由劳心者和劳力者两部分构成,由此形成了上尊下卑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在他看来是不可改变的。司马迁在思考社会结构的时候比较重视工商业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此外,他对游侠、儒者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他们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总体来看,当时所讨论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社会的人员构成,还没有涉及社会的组成部分。亚理士多德从“人是一个政治动物”出发,阐述了城邦政治学。他认为城邦可以满足人的政治动物的本质。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亚理士多德强调城邦的整体性,公民是城邦的一部分。由此出发,他构建了城邦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城邦的社会结构是多维、多层次构成的,具体包括家庭集合体、经济阶层的系统(富人、穷人和中间阶层)、身份集团的系统(平民和贵族)、等级系统等方面构成;从人员结构来看,城邦社会由9部分成员构成:农民、工匠、商人、佣工、武士、祭司、富人、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亚理士多德认为这9部分人构成了城邦社会的整体,缺一不可。孔德把他的社会学分成两大类:研究社会稳定与秩序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主要侧重于社会结构的解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社会动力学中,孔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发展都合乎规律地经历3个主要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显然他把实证阶段看成是最高的阶段完全是从他的实证主义哲学出发的。

  以思想道统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宋代以后的理学是儒、释、道为一体的学说,其核心是宣扬“天理即道德”,主要代表是朱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任何人都要顺应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提出要用“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道德,把“三纲”作为封建关系与社会结构最核心的东西,而“五常”正是维系这最核心的关系与结构的规范。只有按照“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才能安定才能和谐。朱熹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心,尤其是帝王之心。一个国家政治的盛衰,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帝王心术“正”与“斜”决定天下大事的“正”与“斜”,而“正”与“斜”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天理”。由此他分析了中国的历代帝王,认为秦以后,帝王的心术不正,所以导致了历史的倒退。但是朱熹主张历史循环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封建制度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柏拉图的理想社会崇尚整体和统一,其特点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功能互补的整体。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能靠自己来满足,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这样就构成了社会。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好途径,也是社会公德的体现。柏拉图的整体社会观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贵族政体。但是,客观上对于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体自由的社会发展观是一个纠正。除整体思想外,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柏拉图崇尚知识和教育,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国家要积极干预教育。他还主张在理想国中,为了消灭阶级对抗,实行共产共妻,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不能保持母子关系。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端都来自于金钱、子女等等,实行共产共妻以后能够遏制这种欲望,以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

  理性原则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把理性原则作为构建社会结构的核心,用理性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和严复的社会改革思想更有影响。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以实现他的“大同”理想。如何变法?首先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通过学习,把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他反对以农业立国,主张发展工业,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其次。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实行三权分立;再次,他主张“废八股,兴学校”,学习西学,否则中国无法在世界上立足。他还主张派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技术和工艺,以改变萎靡不振的社会风气。通过这些变法实现“大同”。显然,康有为的社会改革思想主要就是西化,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康有为社会改革思想的最高表现就是他的大同社会观:“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人皆作工,只有工钱,无甚贫富。”康有为的社会改革思想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文人中的一种积极倾向。孟德斯鸠从法的演变说明人类社会的演变,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他认为,自然法是人类自然状态的行为规范,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由于社会是一个由多种互相联系的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所以,社会结构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孟德斯鸠的这个看法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关于社会是永恒不变的观念,把社会发展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在政治学领域,孟德斯鸠在洛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思想:洛克:立法、行政、对外;孟德斯鸠:立法、行政、司法。君主享有行政权,但不能干涉、超越立法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一直影响到现在。另外,孟德斯鸠是近代社会学地理学派的创始人,认为自然环境决定社会制度、决定法律。这些思想突破了自然法,他认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社会模式。

  

  (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意义和文化渗透于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由此,社会结构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人的活动在既有的结构和意义中展开,同时又不断地再生产这些结构的意义。人由此而来成为现实的和历史的存在。结构的逻辑、意义的逻辑、人的逻辑三者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也正是趋向现实生活的实践的逻辑。

  理论背景:继承发展,是为了研究认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不断打破旧的社会结构、构建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变迁而促进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正是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的。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以《资本论》为界,《资本论》之前为第一阶段,《资本论》以后为第二阶段。所以,社会结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40年代中期到《资本论》发表,是马克思对社会结构进行“人体解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通过对西欧发达国家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典型的工业化国家——英国的考察,由个别上升为一般,阐述了社会结构理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处于社会发展比较先进的阶段,因此,通过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结构的考察,可以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马克思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有机体主要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主要内容:社会结构的涵义,社会结构的特征。马克思通过对处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结构的“人体解剖”,认为社会结构具有客观性、层次性、互动性、多样性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通过对东方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猴体解剖”,认识到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也有其特殊性,“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本身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东方社会存在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结构。这种研究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研究要从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从劳动生产组织的结构和形式、从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形式这三个方面研究东方社会的结构,而不能笼统地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研究东方社会的结构。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形式下,掩盖了极端的私有制,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造成东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下,东方社会的结构遭到了冲击,公社土地所有制在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公有和私有的二重属性,这使得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方向具有了特殊性。东方社会到底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与同时代其它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特定社会结构的状态决定着该社会与其它社会的关系。社会在结构上接受外部的异构形态社会的能力,以及其他异构社会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容纳限度。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由生产及与外部交往的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一个社会的生产则不单纯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事务,它受到这个社会所处的内外环境交互作用的双重影响。交往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社会结构则制约着交往的发生、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研究,认识到西方社会之所以进入了现代社会,就在于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东方社会仍然处于农业社会的结构,所以,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农业社会的结构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跃迁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仍然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新的实践呈现出发展节奏加快的特点,由此引发的人们对生存方式、生存环境和人的行为、人的潜力、人生的意义等诸多方面的反思,导致人们在经济发展观念、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从而为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走向实践的层面,并联系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发展问题,从而对历史规律不再停留在抽象的理解,特别是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何寻找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列宁文化革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和实践都标志着把唯物史观推向了新的更加广阔的领域。

  从多元视域理解社会结构变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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