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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直道而行坎坷路──恩师岱年琐忆

更新时间:2005-11-23 21:03:12
作者: 刘笑敢  

  

  四月二十六日一早来到办公室,打开计算机,突然发现北大一位老同学寄来的电邮,打开一看,竟然是恩师张岱年的讣告,一时间心绪恍惚,不知如何是好。我已经订了机票,准备参加清华大学将于五月十五日召开的祝贺张岱年95岁生日的研讨会,怎么?突然就……?一时茫然无所措。是世事难料吗?怎么会这样巧?1990年,当北大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庆贺冯友兰95岁生日的时候,冯先生却在一个星期前突然离去,于是祝寿会变成了追悼会。冯先生的堂妹冯让兰正是我的师母,张先生的夫人。就在4月30日张岱年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后的中午,师母也随先生离去了。师母与先生同年生,又同年离去,令人不胜惊讶、惋叹。

  我们都习惯称冯友兰和张岱年为先生,人前、人后都是如此,很少称教授、老师。这是当年北大的特殊习俗。1949年以后,革命同志是最高的称呼,也变成了最普通的称呼,而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似乎不是革命同志,因此先生就成了他们的保留称号。当我们到北大读书的时候,只有冯、张这一代的学者被称为先生,比他们年轻一些的,比如任继愈、石峻,则尊称为任公,石公,再年轻的就称老师,或老张、老李,或直呼其名。后来先生的称呼渐渐普遍,教授的头衔似乎更为高贵,但大家对冯、张仍称先生。所以,先生二字在我心中一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尊敬之意。在海外,先生二字极为普通,但我所称的先生,仍有一种特殊的敬意。

  张先生是戴着桂冠、受着敬仰而离去的。九十年代以来,张先生在国内声望日隆,国学大师、哲学泰斗这些光环都不期而至。我在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得知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等人都送了花圈。死后殊荣,堪何欷吁。是的,张先生得到了崇高的荣誉,但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却仍然是“坎坷”二字。

  我们属于中国的第一批硕士和第一批博士。我的导师一直是张先生。1978年,中国大地雨过天晴,万物苏醒,生机萌发,我们来到北大,张先生以将近六十九岁高龄重登讲坛,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两门课,另有朱伯?嬂鲜?彩凇吨泄?苎?纷柿涎《痢芬豢巍V泄?缁峥蒲г喝渭逃?难芯可?怖磁蕴?D鞘泵挥薪滩模?裁挥薪惨澹?饕?亲约鹤鞅始恰N业奶?伪始怯辛?弑荆?A糁两瘛U庑┛纬倘梦以谘?醯缆飞现丈?芤妗5搅诵绰畚牡氖焙颍?已≡瘛蹲?印纷髀畚奶饽浚?糠菰?蚴侵?勒畔壬?崆鬃灾傅枷惹夭糠莸难??D鞘狈胂壬?≡冢??堑谝慌?芯可?际Φ拿?ブ忻挥兴?>菟凳且蛭??裨貉?晃?被崽致凼保?幸晃皇?Ъ胰衔???鞴??嗟呐?坠宋剩??伪硐植缓谩M??那榭鲈诰龆ǖ谝慌?┦康际Φ拿?ナ庇种馗匆槐椤?

  这样说来张先生的命运似乎比冯先生还顺利一些。实际不然。1956年,共产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张先生感到欢欣鼓舞。熊十力曾告诫他要小心,他觉得自己信仰唯物论,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问题。第二年,党总支两名干部到他家中,说请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先生倍受感动,认真准备了发言。他说,三反运动的时候,像冯友兰、潘光旦这样的教授,检查三次才过关,未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的时候,对王锦第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就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据说,张先生当年还讲过“你有位,我有德”之类的话。三个月以后,张先生变成了批判对象,戴上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失去了教书的权利。后来,先生听说有的人的右派帽子很快给摘掉了,恰好路上碰见,就上前请教。那位先生说你要经常去找党总支谈话。张先生终于有些明白,也去找党总支,没想到,书记见到他竟然脱口而说:“嗨,如果你早点来……”据说,当时党内已经认定冯先生是大右派,也派人到他家里征求意见。冯先生确实提了两条意见。第一,清华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北大来了,但是清华的文科书籍没有合并过来,这不合理。第二,我的房子太小,书都放不下。这两条意见实在够不上政治问题。冯先生躲过一劫,并得到了燕南园一座幽雅的宅院,冯先生命之曰三松堂,并幸运地住到临终。文革中虽然屡遭抄家、批判,但是房子却没有动。

  1962年,张先生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可以参与教学,但是不能发表文章。1966年文革一来,摘帽右派还是右派,抄家后被勒令搬到小房间去,先生只好卖掉四辆手推车的书和沙发、书桌,挤进一间半小房子中。我们到北大时,先生已经住进蔚秀园。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子里,相当局促。先生是一介书生,没有行政职务,又没有政协委员之类的荣衔,所以住房条件一直相当差,与他的学术地位、贡献和资历完全不相称。后来,先生住进了五十多平方米的中关园新楼房。两间向阳的卧室,先生和师母一间,儿子和儿媳一间,先生的书房就在背阴的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中。房间中一张写字台,两个书架就占了大半,剩下的地方只够一个茶几,两张椅子。客人一坐下,几乎与先生膝盖相摩,不得不“促膝谈学”。记者来照相,发现屋子太小,无法取景。盼啊,盼。2001年,先生终于搬进了北大和清华在蓝旗营新盖的院士楼。大家都庆幸,先生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这年先生92岁。第二年,我和妻子利亚去看望先生,看到先生的住房终于得到了改善,心中稍感欣慰,但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见到先生。

  张先生在大学期间就喜欢自学,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文,受到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学者的注意,毕业后就受聘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37年,先生二十八岁即完成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此书与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同,不是按照人物、年代写下来,而是以哲学问题为经,以哲学家的相关思想为纬,条分缕析,颇见功力。直到现在,我写论文或备课时也还经常翻阅。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曾感到自己语言乏味,就特意模仿先生书中的文笔、句式,顿时觉得文字有了些神采。冯先生将此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次年,日寇入侵,商务迁到香港,已将书稿排版,但因香港沦陷而没有印刷。195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找到原来排好的纸型,决定付印。但先生突然成为右派分子,只好用“宇同”的笔名少量印刷。此书正式发行已经是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历时将近半个世纪。当春天到来时,先生新作不断,旧作也受到重视,《张岱年全集》八卷也已经出版。但此时的先生毕竟已是耄耋老人,难以构建鸿篇巨制,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先生早年弟子根据与先生的谈话,取“直道而行”四字为先生刻一闲章。冯先生说:“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直道而行路坎坷,或许这就是先生的精神和命运。这样说似乎有些消沉,却是心底里的真实感受,也许是悲恸的时刻心情格外沉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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