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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谁的上海?——近代上海社会的主体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5-07-08 20:50:18
作者: 李天纲  
在南京路血腥镇压市民运动,让租界旧体制成为众矢之的,反而导致了华人的全面胜利,最后交出了大量权力。

   “五卅”开启了解决“华洋冲突”的大门。“五卅惨案”令国际社会震惊,通过《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报道和评论,全世界都关注上海租界和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问题。世界舆论同情华人,认为:中国奉行宪政,已经不是专制。中华民国在“世界大战”中站在了文明一边,应该更加平等地对待中国才是。当中国取得进步,华人已占多数,不应该再由少数寡头人物主导租界政治,应该“还政于民”。当政府不再歧视外国人,当法律不再漠视人权,当中国人愿意成为国际社会成员时,在华外国侨民的“治外法权”就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于是,废除“治外法权”,顺利进行。1927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和外国领事团协商,签订《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会审公廨”制度得以废除,南京路原址改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院”,归还了终审权。

   “五卅”激发了上海华人政治自决的市民精神,原来被指为“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上海人,开始“参政”了。南京路上血的洗礼,造就了一代上海“新人”。很容易观察到,1920到193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上海人”,和过去八十年租界旧体制下养成的“老上海人”相当不同,他们是一代新人,即史上着称的“上海——1930年代”。上海的1930年代,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在动乱的中国,上海保持了八十年的长期稳定;1930年代,上海的内外贸易、轻重工业都已经自成体系,引领全国;1930年代,华界模仿租界,租界吸纳华人,中西社会制度进一步融合后,上海一举成为远东最富魅力的大都市;1930年代,“华洋杂居,五方杂处”,国内外的移民,在上海已经繁衍了第三、第四代,他们在教育、语言、风尚、习俗方面不断融合,形成了独立的本土意识,作为文化认同的“上海人”,最终确立。在这个经济上升、政治稳定、教育提高的“黄金年代”(Golden Age),上海人的自我意识成型了。他们思想开放,教育优良,中西兼通,自信心足,自主意识强,堪称是“黄金一代”。

   多元复合的身份认同

   开埠八十年以后,现代大都市上海,出现了一种和别的区域群体相区别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统摄了市民生活,把个体凝聚为群体,使自己区别于他人。或者这样说:1930年代,在400万人口的亚洲大都市之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表率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自此以后,“上海人”,不单单是指那些住在上海,来自上海的人们,而是指称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份意识,并且常常和“都市人”、“现代人”、“文明人”有所牵连,具有相当共性特征。人们说“海派”、“洋派”、“现代派”,常常具有城市身份认同的感觉。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中西竞争,华洋融合。至1930年代,结局呈现,形成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融合了西方侨民利益和文化的现代城市自治体制。确实,西侨依然在“工部局”里保持多数董事,但是在人口数、销售额、总产值、存款量和不动产等方面,已经渐渐失去统治权。站在1930年代,面对“谁的上海”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以外滩金融区连绵几十个街区的银行大楼而论,至1930年代,江海关、中国银行、招商局、华俄道胜银行的华资机构侧入了外滩,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南四行”、“北四行”等华资银行,在外滩背后占据了更大的空间。按金融实力论,上海华资银行已经和汇丰、渣打等侨资银行不相上下,所谓“金融中心”,已经从外滩移到了江西路。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的主体性,不但具有本体性,还有其全球性。上海人的身份意识中,有理性勇敢的“华洋竞争”,却没有狂热怯懦的“盲目排外”。1930年代的上海人,华人家长、学生选读圣约翰、沪江、震旦,翻看《米勒氏评论报》,就像今天ICS的主要观众不是“老外”,而是“白领”一样,很不见外;华商在汇丰银行当股东,放存款,视为自己的银行,“汇丰”其实是一个在上海出生,靠上海发展的本土品牌。同时,还有哈同这样的犹太人靠上海发迹,皈依中国文化,认定自己是“上海人”的。开埠伊始,上海就再也不是一个单一族群的本土城市。“外国人”、“外省人”和“本地人”,曾经各有自己的社群特征,即所谓的“华洋杂居”、“五方杂处”。但是,各类族群,上海人和苏、锡、常、宁、绍、嘉、湖、广东、福建的移民,乃至于日本、俄罗斯、犹太、德、法、美、英的侨民,通过合资、合股、通商、通婚、交友、交游,融为一体。1930年代以后,在上海居住的一、二、三代外侨,也和华人一样,大都能说上海话,自称“上海人”。他们死后,遗产留在上海,尸骨埋在上海。种族意义上,他们不是“中国人”;身份意识上,他们确实也是“上海人”。外侨和华人一起,成就了“上海人”——一种结合了全球性和本土性的“新上海人”。

   “租界”和“华界”,构成了上海的全球性和本土性,“新上海人”,是一种全新的身份意识。1930年代以后的上海主体意识,接纳了欧美,又不是纯粹的西方;来源于中华,又不是正统的中国。此所谓上海社会“不东不西,亦东亦西”的特征,既受人赞美,誉为“东西融合”,也被人诟病,斥为“不是东西”。这个文化上的“中国问题”,很长时间,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心头,却难以一下子被排遣。上海,在很多内地和外国民众的心目中,是一个不一样的“他者”,各种议论,盖出于此。但是,这就是“上海”,对一个外部观众,这个城市的真、善、美,和它的假、丑、恶,无从分离,必须同时承受。但是,你从城市内部来观察,拿它和全世界同类城市相比较,可以看到:上海是华夏土地上出现的一种新文明,它带着自己的特征,融入了十九、二十世纪的全球系列城市中,毫不逊色。上海堪比伦敦、纽约、巴黎,但它不是伦敦、纽约、巴黎。它独一无二,有自身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源自“世界性”和“本土性”结合,“传统性”和“现代性”融汇,是一种无意当中引领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百多年近代历史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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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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