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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

更新时间:2015-07-08 19:14:22
作者: 陈其泰  

   司马迁的不朽杰作《史记》自从着成之后,历代传诵不衰,至今仍对读者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且,《史记》所创造的着史格局,不仅影响了中国史学2000年的进程,还一直影响到当代,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从研究层面说,学者们对于司马迁的政治观、经济观、民族观,《史记》主要篇章的成就等,均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尚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关注不够,这就是,《史记》较之先秦时期《左传》等史着,是由史学初具规模到产生成熟的巨著之飞跃。那么从历史视野来说,司马迁与先秦史家所不同的是什么?《史记》被传统史家称誉为着史之“极则”,是否与其选取的历史视角的特点有关?其中又包涵着史家怎样的哲理思考?与此相联系的是,产生于汉代的《史记》的编纂思想,为何能与当代史家“立体式着史”的观念相通?当代实施的大型史学工程又为何能直接从《史记》的总体结构获得启示?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多维历史视野:深刻的哲理思考

   客观的历史,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演变发展的进程;经过历史学家思考、记载下来,便是书写的历史,即历史著作。正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进程的记录,它就不是单线式的演进,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也即是多维构成、不断变化发展的空间图景。人类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演进,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能力也由简单到复杂,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逐步发展。其体现,便是观察历史由单一视角而发展到多重视角,所得的结果,是由比较朴素、简略的历史记载,逐步发展为复杂、丰富的记载。

   人类远古的祖先实行“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历史记录。《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何以知道大结所代表的大事、小结所代表的小事?就得靠口说相传。近代社会学家调查所得的某些后进部落的记事方式正好与此相印证。如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佧佤人,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文字,记载本族史事的方法,就是用木头刻的痕迹深浅表示事件大小,靠本族老年人口说讲解。[1]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上记载的事件,就已有明确的年、月、日要素。由此发展,就是编年史。我国先秦时期的两部最主要的历史著作《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裁,完全不是偶然。它表明早期的历史学家是采取年代先后的历史视角,即以“时间维度”观察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叙述春秋各列国的政治事件、会盟攻伐,以及各诸侯国的政权更迭、盛衰变化等。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着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由此表明从先秦史学的初具规模,到汉武帝时期《史记》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现的。《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确实令人叹服。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着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着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2000年均奉为圭臬。再从历史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的得失言之,自东汉初的大史学家班彪父子,到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都做过精当的评论,予以高度赞扬。班氏父子主要赞誉司马迁善叙事理,才华过人,史德高尚。班彪云:“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2]班固又加以发展,谓:“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至唐代刘知几以后,评论者更加重视的,是司马迁创造的着史格局气魄雄伟,容量广阔,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4]“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5]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6]章学诚则赞誉《史记》的着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7]

   正因为司马迁在哲理思维上能发现构成历史演进的时间、人物、社会生活(制度沿革是社会生活中的要件)三大要素,所以才能达到如赵翼所言“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并且以着史之“极则”来表达《史记》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最高典范意义。上述精到的评论,都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在观察历史和表现历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

   二、从“以事系年”到“通古今之变”

   《史记》所创设的着史体系中,“本纪”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从历史视角来说,它是以时间维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记载重大事件。司马迁对“本纪”的命名,显然是极其慎重的。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纪以包举大端”。他又在《本纪》篇中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着《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刘氏在不同地方所论,着重点有所不同,合起来看,他是从三个方面讲“本纪”取名的含义:一者,纪是纲纪万物,它在全书中是专记有关国家大事项。二者,“本纪”只用于天子,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国统”之所系。三者,“纪”按时间纵贯记事,直接来源于《春秋》依年、月、日为序。

   以上刘知几所论,可谓颇得其实。而我们所特别注重的是,司马迁的“本纪”继承了《春秋》的记史方法,而又加以大大发展。简言之,同样是以“时间维度”记载历史,从先秦史着到《史记》,已实现了巨大飞跃,由《左传》是按春秋242年年代之先后,井然有序地作直录式记史,发展为《史记》之“本纪”12卷,对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做“通古今之变”的考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对此有自觉的追求,《史记·太史公自序》做了明确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

   《史记》是记载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通史,司马迁所高悬的目标,是“通古今之变”,对于上起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下迄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作贯通考察,尤其着重记述各个时代的盛衰变化,探究其中的历史动因。那么,《史记》的“本纪”,是怎样着力体现“通古今之变”的着史目的呢?概括而言,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手法。

   第一,广博地搜集、整理先秦以来各种典籍文献,“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及官府档案、刻石铭文,并以其在全国各地亲身考察的历史遗迹和采访所得的故老传说相印证,写成一部详尽的中华民族的信史。司马迁所注重的,是施政得失、帝王贤否、大臣作为、战争攻略、外交活动、民族关系、疆土拓展等等。自传说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到唐尧、虞舜,因为时代久远,史料稀少,书缺有间,司马迁更以极大的苦心搜求排比考论史料,写成《五帝本纪》。继之夏、商、周三代,每一朝代各立一篇,为《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的地位特殊,先立《秦本纪》,述秦的先世事迹。《秦始皇本纪》集中记载了始皇先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其后因实行暴政,激起全国民众的反秦风暴,导致迅速灭亡的历史。西汉建国以后,则按每一在位皇帝设立一篇“本纪”。这样,共设立12篇“本纪”,连续记载了中华民族自远古至当世几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总纲。

   第二,在据实记载的基础上,画龙点睛式地正面发表议论,明确揭示出盛衰兴坏之理。秦何以灭亡?汉何以兴盛?这是西汉前期上自帝王下至士庶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篇末进行了中肯的回答。《秦始皇本纪》篇末“太史公曰”极其精炼地概括了秦由僻远小国到统一全中国的历史:“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始皇而羞与之侔”,恣意妄为,把一切民生疾苦、人心向背置之度外,其结果是秦帝国在民众的反抗怒涛中顷刻覆灭。秦的兴亡教训是何等深刻!对此,司马迁不作详细分析,因为汉初政论家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已经有脍炙人口的论述,因此司马迁采用了特殊的手法,用“善哉贾生推言之也!”直接引用其几千字原文作为回答。贾谊文章最精警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强大的、天下无敌的秦国,为什么竟会骤亡呢?他明确回答,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回应者,其民危也。”他进而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治黑暗,再锐利的武器也抵挡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千万起义的民众。那么,汉朝为何能够代秦而起,成为一个强盛的朝代呢?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由于汉高祖刘邦接受了秦亡教训,实行德政,以宽缓政治代替暴虐政治,与民休息,体现出由乱到治的客观规律。《高祖本纪》篇末正是从汉初成功地实现了历史变局的高度发表议论:“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承敝易变”便是充分肯定汉初以德政代替秦的暴政,减轻百姓负担,使饱受灾难的民众得以宽息,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合而观之,《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篇末两段重要议论,正是从“通古今之变”的高度而得到的宝贵认识,对以后的史家也极具启示的意义。

   第三,与十二“本纪”的记载相配合,《太史公自序》中又对每一篇的撰述义旨做出概括。其意图,正是为了帮助读者明了古今历史发展、“承敝易变”的大势。对此,我们细加品味即能领会。如: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K1Z401.JPG,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总之,司马迁在先秦史学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大大发展,以十二“本纪”详载史实为世代读者留下几千年中华民族演进无比宝贵的信史,并且明其盛衰变化之深层原因,其广泛搜集史料之勤,历史见识之高,编纂技术之精,都为后代史家树立了楷模。

在《史记》五体结构中,十二“本纪”之后紧接着十“表”,这是司马迁的匠心安排,其目的,是以“本纪”和“表”共同构成全书的纲领,显示“通古今之变”的总趋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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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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