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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阳:国家所有权概念史的考察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5-07-08 08:50:07
作者: 程雪阳  

  


   摘要:  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我国宪法上的“国家所有”,现已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且紧迫的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对“国家所有”的知识源流,特别是这一术语进入汉语和中国法秩序的历史作系统考察。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所有”这一术语和相关制度源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继承,但后者并不是要取消所有权制度,而是希望由国家来控制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来避免剥削和社会不公。法律学者要做的工作,不应当是质疑这种法秩序的正当性,而是要在尊重过往历史和现行法秩序的基础上,为其权利行使设定必要的规则,以确保“国家所有”这一项制度不脱离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关键词:  国家所有 知识源流 马克思列宁主义 宪法解释

  

   引言

   “国家所有”这个术语在我国宪法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9条第1款关于“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的规定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则是出现在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的规定中。

   如何理解我国宪法上的“国家所有”,目前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几年围绕乌木、太阳能、风能和“狗头金”是否属于国家所有,学术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已经提出了数种可能的解释方案,比如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公权说,国家所有制说,三层结构说,制度性保障说等。[1]

   上述研究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理解相关问题也带来了许多启发。不过,依照笔者的浅见,要合理解释我国现行宪法上的“国家所有”,还需要再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国家所有”这一术语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话语和宪法秩序当中的?其进入我们的话语、法秩序和宪法时,最初的含义是什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今天这些含义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

   应该看到,任何由语言组成的法律规范都是深深地嵌在其所存在的环境当中,因此对法律术语和法律规范的解释,不是初略的中外比较、简单的咬文嚼字或者公理式的逻辑演绎就可以完成,我们还需要对解释对象的发生学和发展史进行深入地了解。本文所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通过考察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这一术语的知识源流,来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国家所有”提供更扎实可靠的知识背景和智识资源。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家所有”

   现行宪法将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一并规定为国家所有,而且还建立了“国家所有=全民所有”这种等式结构,并不是偶然的,其表明现行宪法确实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烈影响。对此,我们无需进行过多的论证,宪法序言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历史叙事,以及宪法第6条第1款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等相关规定就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

   那么,马克思和列宁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国家所有”这个主张的,他们提出这项主张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为国人所熟知,但实际上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如同想象地那般简单,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细致地梳理和分析。

   (一)马克思与“土地国有”

   在1872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描述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理论的。他们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2]私有制消灭以后怎么办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资本因此不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Capital is therefore not only personal; it is a social power)。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3]

   什么叫做“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呢?这种“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在法律上应当如何界定呢,是共同共有,按份共有,总有,抑或不再保留法律上的财产权制度,让全体成员随意享用所有的财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同年的《论土地的国有化》一文中,马克思较为清晰地描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设想。他认为,

   地产(The property in the soil)是一切财富的来源,现在成了一个依赖于未来的工人阶级解决的大问题。……我断言,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等因素,将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有组织的劳动,并利用机器和其他类似的工具,而这种情况将导致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趋势”("Social Necessity"),这是任何关于财产权(the rights of property)的主张都阻挡不了。……如果放任少数个人按照他们的意愿和私人利益进行(农业)生产或者浪费地力,那么我们对于产品日益增加且紧迫的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型耕作、化学处理等等,都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既然规模经营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更为优越(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难道不会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吗?……(法国)的农民土地所有权(peasant proprietorship)和零碎的耕作模式虽然可以保障法国农民都可以拥有土地,但是却排除了应用所有现代农业设施的可能性,将农民变成了社会进程,尤其是土地国有化(the nationalisation of land)最坚定的反对者。农民土地所有权因此成为土地国有化最大的障碍。

   ……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将会导致土地不得不属于国家所有(the land can but be owned by the nation itself)。如果将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受制于一个排他性的生产阶级。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或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任何政府或国家权力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以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起来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规划进行社会活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4]

   由此观之,马克思并不是在其他意义上,而完全是在财产法和财产权意义上来使用“国家所有”这个术语的。在他看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将取代个体经营式的农业生产模式,所有农民都将工人化,届时将出现既可以避免土地私有和土地私人垄断所带来的地租剥削,又可以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土地国有化”趋势。而所谓“土地国有化”就是要建立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

   土地国有化是否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呢?马克思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机械化大生产的实现,资本主义也需要而且必然要求进行“土地国有化”。社会主义所要做的,仅仅是对“土地国有化”的继承。请注意,这个结论不是笔者的推测,在《剩余价值理论》一文中,马克思明白无误地指明了这一点。他认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不仅是一个必要的生产当事人,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相反,土地所有者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却完全是多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只是:土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如果土地国有,因而国家收地租,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了。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生产当事人,在工业世界中却是无用的赘疣。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而且还打算废止其他一切租税),想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5]

   (二)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对于“土地国有化”的看法。但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马克思所提供的理由之外,还是因为俄国在20世纪初的特殊政治和社会形势使然。在19世纪的后半期,在谢尔盖·维特和斯托雷平两任首相的努力下,致力于推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沙皇政府,不但废除了俄国的“农奴制”,而且推动农民从传统的村社-公社控制中摆脱出来。这种改革尽管确实有利于农民从公社-村社中解放出来,也有力地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由于改革的不公正,引发了农民对于土地改革的反对。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撇开了一切‘按照宪法的’法律,以便使用暴力来摧毁村社”,“让掌握金钱的人去‘任意洗劫’中世纪的农村”,“赋予了富农一种carte blanche(政府机关的空白用签),让他们去掠夺农民群众,去打破原有的土地所有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户破产。”[6]

   1905年革命发生以后,针对土地制度改革,当时的俄国主要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主张。(1)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主张“104人土地”,提出要以“土地国有化”对抗不公正的公社土地私有化,并提出要由“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来管理国有土地;(2)孟什维克(以普列汉诺夫和马斯洛夫为代表)赞成把没收来的土地变成公有财产(森林、水域和移民所需的土地国有化,私有土地地方公有化);(3)以А.С.斯季申斯基和古尔科为代表的政府编纂委员会主张土地私有制,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地方公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社会化也好,都一概加以反对。[7]

   在这三种方案中,列宁认为,第三种方案极端保守,有退回到农奴制的危险,不应该支持;第二种方案所提出的“地方公有化”是一个反动的口号,其不但将“各个区域中世纪式的各自为政理想化”,而且“助长了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更重要的是,其还将削弱而非激化阶级斗争,因此也应该反对。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应当“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方法,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所以第一种关于“土地的国有化”最值得支持。理由是,

这是用农民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资本主义要求土地上的任何经营一律适应市场的新条件和新要求,适应农业技术的要求。土地国有化就是农民用革命的办法来实现这一要求,一下子把人民身上的种种中世纪土地占有制的腐败物全部抛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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