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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

更新时间:2015-07-07 05:17:31
作者: 周大鸣   杨小柳  

  

   内容提要: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中形成的农民工研究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局限性。在回顾国内外有关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移民研究的新思路在于以城市新移民概念为核心,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来看待,重点关注城市新移民通过社会融合所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从而带来城乡二元结构消解,最终实现城乡和谐社会的过程。“城市新移民”研究思路的转变对理解我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对策意义。

  

   一、理解“差异”:国外移民研究的经验

   人口迁移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19世纪初,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转型进程,前后一百年完成城乡劳动力转移。英国地理学家Ravenstein曾两次撰文探讨英国国内县域(county)人口迁移①,以人口得失(gain and loss)判断各地区人口迁移类型——聚集(absorption)和疏散(dispersion),以此描绘全国形势图,从而总结人口迁移规律。1889年Ravenstein把这个方法应用在欧美20余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上,试图证明“不同国家在相似条件下有着相似的移民运动”②。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济大发展,也出现大量的“农民被挤出农村,转向城市寻找非农就业”③。除了城乡迁移,发达国家还是大规模的跨国人口迁移的输入地。随着交通、信息科技的发展,在全球化和时空压缩时代,人口从较不发达地区大量“奔向西方”。根据联合国所提供的数据,全球跨国移民数量从1990年的1.54亿人激增至2008年底2.14亿人,创历史新高④。

   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大批农民向城市迁移。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进入了极为迅速的城市人口增长阶段。这些国家在1920年代时,城市人口比重为22%,不到北美国家的一半,到1940年代只达到31%。但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城市化速度增快,1980年为64%,已经达到北美发达国家1950年代的水平。特别是墨西哥和巴西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间就增长了3倍,智利增长了两倍⑤。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自发性地迁往城市,聚集于少数大城市。Michael P.Todar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移民取决于农民“预期的乡城收入差异”(the rural-urban "expected" income differential)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可能性(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an urban job)⑥。

   可见,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人口迁移都是各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人口的迁移带来了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在城市的聚集。沃思很早就注意到移民要素在构成都市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将这种由社会流动带来的异质性作为都市的重要特征之一⑦。对这种差异性的关注不但是移民研究领域讨论的热点,更可以作为理解移民研究脉络的一条线索。在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个案的众多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差异”多种多样,城乡差异、职业差异、阶层差异、性别差异、种族差异、族群差异等等。这些“差异”在现实中相互交织,学者们多以其中的某种差异为研究线索,综合其他各类差异,以此来分析“差异”对移民生活及城市社会的重要影响。

   其中,种族和族群差异是学者们在研究中难以回避的一类差异。族群差异包括族群在语言、宗教、人种以及文化上的不同,而种族差异首先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种族和族群差异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征。学者们曾经认为,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力量,在族群多样化的社会中种族和族群的重要性将逐渐降低,人们的忠诚和认同将被引向民族国家,而不是内部的种族和族群团体⑧。但现实是二者往往与特定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紧密结合,成为社会区隔、等级划分的重要机制,甚至是分隔种族和族群的制度被取消后,种族和族群的差异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内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长期持续难以被改变。

   基于上述认识,国外学者们常把种族和族群的差异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结构加以研究,族群的分层体系、随之而来的偏见和歧视、文化社会融入等都被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这种思路在有关不同族裔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特别突出。一部分学者在结构化视角下将其置于全球经济和民族国家影响框架之下,认为基于种族和族群差异导致的移民区隔将带来新的城市社会结构,移民聚居区会成为“被边缘化的”、消极被动的受害者,成为“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隔陀”(ghetto)⑨。另一部分学者在后现代主义与行为主义视角下将其视作具有积极“孵化”作用的功能性场域,强调移民建立的跨越地理、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社会场”(social field),移民聚居区被视为促进城市融合的“熔炉”⑩。虽然学者对移民聚居区的社会融合效应观点不一致,但大家都将其作为社会区隔机制的一种产物,讨论其融入问题。

   而对于在我国人口迁移研究中非常关注的城乡移民差别问题,国外学者则更多的是在经济、职业、阶层的层面进行探讨。工业化、城市化在为许许多多农民提供可能和机会争取体面的生活(11)的同时,移民的聚集也有可能导致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困境(12)。Lipset and Bendix研究工业社会农村移民对城市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城市化的扩张使得同样条件的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有着不一样的流动情形:农村移民进城沦为底层,而本地底层却有机会实现职业向上流动(13)。Blau and Duncan也有类似观点,农村背景的移民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处于劣势,通常处于最差的职业层次;而城市居民和城市背景的移民在农村移民占据底层之后,加上城市居民有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条件,自然不会获得更差的职业地位(14)。

   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看,农村移民并不比城市居民弱势。Hagen Koo,Calvin Goldscheider等学者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城乡移民具有很强的选择性(Selectivity),即城乡移民有相当大比例来自于农村社会中上层家庭,而不是想像中的低技能和底层群体,他们拥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和城市居民竞争较好的职位,所以农村移民的铺垫角色是不存在的。特别是移民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和城市居民之间没有太多的系统差异(Systematic Differences)。教育和技能才是影响农村移民和城市居民在正式和非正式部门实现职业获得(Occupational Attainment)的最重要因素(15)。

   也有学者认为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差别。Michael P.Todaro将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移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没有太多技能的农村移民到城市找到传统部门的工作,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代内或者几代人的时间)的努力和适应再找到稳定的现代部门职位(16)。半个世纪之后,韩国、台湾、日本等东亚后发国家和地区按这个路径成功完成转型,农村居民不仅能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而且可以选择回流乡村地区从事非农职业(17)。相反,拉美国家没能走过刘易斯拐点,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大量移民聚集在城市传统部门,甚至几代人都没办法实现向上流动(18)。

   总的说来,欧美发达国家、东亚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在工业化时期显示出了三种城乡差异的变化模式:(1)欧美国家快速完成城乡移民,短期内城市结构完全复制城乡二元结构,但经济发展很快就消解了这种差异;(2)东亚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城乡移民,城市结构趋向精英化,农村移民与城市居民并不存在明显的系统差异;(3)拉美国家城乡移民趋向大众化,城市结构分化严重,而经济发展不能消解日益严重的分化。

   围绕“差异”,国外学者们所展现出的多种移民研究范式,一方面体现出移民问题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人口迁移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出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迁移也带来了城市高度的异质性和流动性。中国人口迁移个案最特殊之处莫过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它使城乡差异成为了一种涉及身份、公平和分隔的结构性差异。中国的这种城乡差异虽然特殊,但类似的差异在国外人口迁移中也普遍存在,只不过往往以其他的表现形式出现,并成为国外移民研究讨论的热点。基于对中国个案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顾我国移民研究的历程,并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

   二、城乡差异与农民工研究

   我国因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于1980年代拉开序幕,其中城乡人口迁移是迁移的主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政策的松动使农民的流动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方向。“百万民工下广州”是当年民工潮的真实写照。我国规模性的农民工群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急剧扩大,到中期达到高潮。他们主要来自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流向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此众多的人员涌入城市,既给城市和乡村带来了新的问题,反过来也使农民工面临着自身的角色转换和城市适应问题。

   自1980年代开始出现的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被视为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现象一直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亟待各级政府解决的社会问题。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非常显著的对策性和应用性,而致力于通过研究解决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体现了学术界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统一。学者们一开始关注的重点是所谓“民工潮”的问题,一些论文研究“民工潮”形成的原因、特点、社会作用以及历史过程;或者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研究这种转移的动力、路径、组织方式、影响因素及后果等。后来,这些研究扩展开来,牵涉到与农民工问题相关的诸多方面,如城乡二元体制、工农业比较利益、中国都市化前景、乡村发展、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等等。通过研究,学者们一方面指出农民工群体跨区域流动具有合理性、现实性,并一致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乡村都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主流是应该肯定的;另一方面,对农民工流动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如农民工的集中分布、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滞后、户籍制度为基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分配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农民工的适应和融合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

   与国外移民研究不同,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都将上述社会问题的出现归结于城乡差异,并认为这种城乡差异是城乡二元制度的产物。因而,在研究和实践中既把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带来移民流动和移民问题的原因所在,同时又把它作为改革的目标和对象。城乡二元体制是改革开放前国家建立的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及其所致的城乡居民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这种研究思路的出现,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紧密相关。

在研究层面,学者们都认为,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城乡严重的隔离,加上改革以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错位发展共同造成“半城市化”——农村流动人口无法实现市民化(19),以至于学术界对外来人口研究基本形成一种“农民工”的表述。“农民工”的表述强调这样一个认识:城乡移民受户籍身份相关的制度限制(20),在城市社会构成中复制了户籍相关的二元结构。它包含以下几个要点:(1)外来人口主要是由农村进入城市及城镇的,而又以进入大城市为主其中农民工集中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大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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