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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政治挑战

更新时间:2015-07-07 01:25:03
作者: 唐士其 (进入专栏)  
这些措施不能仅仅是为了举办奥运会的“应景之作”,还必须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策略长期坚持下去。

   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不仅意味着未来需要应对的巨大挑战,而且从根本上表明,如果不去想象“争夺生存空间”一类的政策、而西方(美国)也不陷入灾难性的经济或者社会动荡,或者说出现大的衰退,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可能以与美国相同的指标达到美国当前或者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除非地球上凭空多出三个美国那么大和那么资源丰富的大陆供中国殖民,或者允许一小部分人把他们的西方式生活建立在大多数人极端贫困的生活基础之上。[16]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但其确实性根本无可置疑,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或者政策选择没有任何关系。当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在如何在生产中降低能耗、提升产品技术含量等方面,但有一个基本事实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了,那就是,即使的中国工业生产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能耗水平和技术含量,甚至中国经济的规模超过所有单个的西方国家,也无法保证全体中国人享有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富裕的物质生活。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对比是,中国有13亿人,美国有3亿人,两国的领土面积类似,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如美国人一样拥有一所带草坪的小屋,或者像美国人一样平均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因此,如果中国人不放弃自己的“美国梦”,或者说少数已经富裕或者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人不放弃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对物质财富没有止境的追求,那么其结果不仅必将急剧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将迅速恶化国内的社会关系,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动荡。

   从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遍及全球,那么中国的利益也正在向全球扩展。目前国际关系学者们尚未找到一条能够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使一个实力迅速扩展的新兴大国与旧有的世界体系相安无事的道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维持现有的增长方式(当然其前提是能够维持)的话,那么中国因资源和环境问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紧张与恶化也似乎难以避免,毕竟近代以来的国际冲突绝大多数都是因对资源的争夺而起,相信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并未改变这一规律。就此而言,“中国威胁论”并非空穴来风。

   或许可以这么说,苏联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过程中拖垮了自己的经济;中国如果陷入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则有可能拖垮自己的社会。因此,中国必然寻找一种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且必需满足于这种生活方式,亦即对这种生活方式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和认同。

  

   三、能否实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在刚性的‘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欲保护有限而紧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就应当适度降低GDP增长率,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内需增长是主要动力。因此,若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转型过猛,导致内需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又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使国家消费模式选择陷入了‘两难困境’。”[17]

   应该说,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逻辑框架之内,这种困境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这一思考逻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它把中国社会视为一个高度同质的整体,从而把“消费方式”也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其实上,“此需求非彼需求”,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民众的大多数,特别是广大农民,并且考虑到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即使转变了生产与消费方式,中国的整体需求水平仍然应该有上升的空间,特别是就业本身也可以被视为需求的一种。其二,更根本的,是它没有考虑到社会公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换言之,在转变生活与消费方式之后,中国新的社会需求仍然可以通过社会公正与政府的支付转移创造出来。[18]当然,这只是纯经济的分析,尚不包括价值选择或者政治取向方面的问题。孔子言:“不患贫患不均,不患寡患不安。”人们以此为根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农意识”,但孔子道出的,其实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普遍心理。否则西方就不会把平等的大旗举得那么高了。这样,中国的经济问题就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

   还有人提出:世界上有两种可供中国借鉴和参照的国家消费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个人消费为主体的自由放任型国家消费模式。此种消费模式的主要弊病是:人均资源消耗量高,消费资料利用率低。根据一项统计,2006年美国拥有汽车2.3亿辆,其中轿车1. 7亿辆,每年人均消耗石油3.17吨,全国汽油消耗量约占全世界汽油总消耗量的1 /3。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国家消费模式,是北欧几个国家以公共消费为主体的资源节约型消费模式。以瑞典为例。该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居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节能交通工具。瑞典每千人拥有轿车450 辆(美国为586 辆),每辆轿车年消耗汽油1. 3吨,大大低于美国。北欧各国实行“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集中建造节能型住宅,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19]

   因此,从逻辑上和事实上看,并非不存在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替代性模式。中国政府当然也明显意识到必须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因而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张、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问题则在于如何践行这种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模式。以下以“新农村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说明要改变中国现有的生产与消费方式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在实施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归结起来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投入不足;第二,作为其结果,新农村吸引力不足。

   就财政缺乏的情况来看,有人就黑龙江和安徽两省的情况指出:黑龙江“县乡政拮据同农村投入需求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县乡财政十分困难。近年来,全国百强县经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而黑龙江县域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平均增幅的二分之一左右。全省13个市(地)中有5个市,65个县市中有48个县市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甚至是‘要饭型’财政,根本拿不出资金反哺农业和农民。国家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投资项目,往往由于县市财政无力匹配而失之交臂或因资金不足而搁置。另外,安徽省乡村债务总额达100 多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 多万元,全省绝大多数县乡村无财力可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20]

   由于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就业、教育、娱乐等等,是一种整体性的工程,必定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否则就只能成为一些示范性的、或者表露“政绩”的修桥补路的工程,既不能从整体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更不能为大规模的城市化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方案,从而既失去了它对农民的吸引力,更失去了它作为一种当代中国替代性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意义。也正因此,所以很多农民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政府投资,帮助农村修新路、建新房”。[21]

   由此产生了新农村建设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主体的缺失。因为新农村与大城市相继比,仍然对农民缺乏吸引力,所以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农村建设”,大批农民仍然像以往一样,选择外出打工而非留下来建设家园。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对全国31个省(区、市) 618 万个农村住户和近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6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继续呈增加趋势。2006 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13212万人,比上年增加634 万人,增长5 %。其中,农村常住户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10568万人,增加530万人,增长5.3 %;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2644万人,增加104万人,增长4.1 %。[22]

   还有研究者对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20个乡镇及其所属的乡镇中学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存量”和“增量”都存在较大问题。存量上,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总量在减少,这些乡镇中外出打工人数平均占该地劳动力总数的55 %以上,有的地方高达61%,一个共有劳动力532人的自然村,目前甚至仅剩村民67名;另一方面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减少,外出务工人员中,25岁以下的占29.1 %,年龄在26—45岁之间的占40 %—50 %;第三个方面是剩余劳动力中男性青壮年的比例在不断减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到72 %,农村留守劳动力中女性占到70 %左右,而且以“上有老下有小”的中老年女性居多。[23]大量青壮年的移出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迅速老化,据同一批研究者对上海松江区的调研,该区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年龄平均竟达63 岁。[24]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越是贫困落后,需要“新农村建设”的地区,其劳动力流失越严重。学者们的调查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有研究者指出:“新农村建设任务最繁重、最需要人才智力支持的中西部地区,正是乡村人才流失的‘重灾区’。主要表现为:第一,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增速较快。与2005年相比,2006年的情况是:在农村常住户中,东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3484万人,增加91万人,增长2.7%;中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4251万人,增加257万人,增长6.4%;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2833万人,增加182万人,增长6.9%。第二,外出务工劳动力70%在东部地区就业。农村常住户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7404万人,增加339万人,增长4.8%,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70. 1%;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1569万人,增加121万人,增长8.3%;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1572万人,增加68万人,增长4.5%;在其他地区务工的劳动力23万人,增加2万人,增长8.1%。第三,外出务工劳动力素质有所提高。农村外出劳动者中,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占1.8%,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4.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7%,高中程度的占11.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8%。2006 年,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合计占16.9%,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35.2%,比上年提高0. 8个百分点。”[25]

   还有研究者在贵州的调查发现:“在息峰, 地理位置越偏远、经济发展越落后的乡村, 出门打工的人越多, 其中大多数人是背井离乡到较远的大城市打工, 如青山村、大林村、冗坝村等贫困村; 与之相反, 地理位置越靠近公路和城市的乡村, 出门打工的人少, 即使打工也是在附近城市打工, 如石碑村等。在冗坝村, 几乎90%的青壮年人口都出门打工, 而留守家园的是一些孤、老、幼成员, 他们成为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然而,这些孤、老、幼人员观念较为陈旧、知识结构难以更新, 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较差, 无法适应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留守人力资源的需求。”[26]这就是说,如果仅仅从人们的生活景观来看,那么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

离乡背井进城打工者如过江之鲫,呈燎原之势而不可阻挡,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们的生活目标,也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保守、愚昧、安土重迁仍然是中国当代农民典型的文化特征,但不可否认,他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比当农民更好的生活,而且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这种生活,同时置“新农村建设”于不顾。根据有关调查,在20 世纪80年代中期,中西部农村和城市外出到东南沿海城镇打工的人中间,有70%的人愿意在打工地长期居住,而在新到来的人中愿意长期居住者更达到80 %。[27]另据研究者对四省20个乡镇300 多名中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95%的学生毕业后不愿当农民,仅有不足5 %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而无奈地表示会留在农村。在将来的择业意向上,有82%的学生希望升入高中或技校继续学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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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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