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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中国道路与“主权形态”的批判性反思(下)

更新时间:2015-07-06 09:16:36
作者: 张旭东 (进入专栏)  
国家是机器之上的机器,所有机器之母,有了国家这个这么复杂的系统,任何工业技术力量、机器的发明只是一个技术工艺问题。
  所以利维坦是巨人,是一个活的上帝,这里“活”的意思恰恰是“终究会死的”(mortal),因为国家可以终结,它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人造的上帝,所以是会死的。那么这个机器和巨人的灵魂是什么?就是主权。主权就是它可以来决断,它是一切权利和暴力的拥有者和仲裁者,在它之上没有法,利维坦还允许其它法律的存在或者还允许其他人来制定法律的话,国家就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对立法权的垄断,不能有其它的法存在,不能有法律之外的东西存在,这个叫主权。所有法律都在它内部,在它外部没有法律。
  我们先把霍布斯利维坦的问题先放一放,来看看为什么例外论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当外族入侵、战争、内战迫使军队也好国家也好议会也好宣布紧急状态、中止法律,公民不再受保护了,国家可以征集民用资产投入战争,可以中止新闻自由法进入战时状态,自由民主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不是只有独裁国家才这么做。这种时候做为主权者他的位置怎样,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法律中止了,但是秩序还在,也就是说主权的概念恰恰挑明了法律之内法律之外的边界。什么是主权者?主权者就是以他的存在,可能是肉体的存在,也可能是体制的存在,通法律内外的东西叫主权。主权者可以决定什么是紧急状态什么是例外状态,什么时候可以法律都不要了,因为我就是法,为什么呢?我代表从法律内部进入法律外部,又从外部进入内部的终极性的权力。无法之法叫主权者。
  主权者是无法无天的,因为所有法律在他内部,他外部没有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管他,但是他从哪里来?这是我觉得施密特的主权概念、例外状态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暴力批判这个概念,都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法律从哪儿来?法律的起源在哪儿?权力的起源在哪儿?暴力的起源在哪儿?国家的起源在哪儿?国家是什么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回答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市民社会,或者传统教科书语言资产阶级法权,它的法律,它的自身的历史起源在哪儿?是什么力量可以中止?建立新的法律的更高的权威在哪儿?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一个极端的状态,它既是最特殊的例子,我们叫例外状态、非常规状态、紧急状态,照道理来说它不是永远存在的,是偶尔出现的,是常态的悬置,但另一方面恰恰在常态的悬置的空白点空洞点,我们一下子看到了什么叫普遍性,与此相比,反而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常态是一种特殊性个别性。
  “主权者就是决定什么时候是紧急状态,并如何把它消除掉的那个人”。主权者站在法律之外,为了要消除这种无法的状态。他的法理基础不能从法律条文和形式中去寻找,而是起源于、立足于国家产生和延续所必需的暴力,因为他不是在议会常态意义上制定法律的,而是在宪法的意义上从无到有把法律从历史起源里带入现实存在,他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政党,可能是一个人民运动,可能是一场大革命。这是立法的历史瞬间,这是制宪,剩下的是宪治。比如美国革命,最后大陆议会,叫制宪,剩下的是在宪法的框架下,比如美国最高法院经常在断案的时候看这个是不是符合美国宪法,这是按照已经制定的宪法来判断法律运行是不是符合宪法。但是once in a while很多很多年出现一次,宪法重新制定。美国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的宪法非常稳定但它不断在修正,整个二三百年美国宪法只有十几个修正案,高度稳定,不得不承认它是在不断地自我修正,但它避免了革命,避免了再一次由宪制状态出现新的制宪状态。它避免了紧急状态,美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出现过紧急状态,这是它宪法比较成功的地方,但是例外状态和主权的关系我觉得施密特讲得非常好。施米特说,
  “尽管他立于正常有效的法律系统之外,他却仍然属于这个系统,因为惟有他才是能决定要废除掉这个意义上的主权者。它是决定是否需要把整部宪法予以中止或吊销。现代宪法发展的所有努力都在消除例外状态,但例外状态能否被人从这个世界上扫除干净,却不是一个法理问题”。
  就是法律不能解决能把法律之外的世界完全排除掉的问题,因为法律自己来源于那个法律之外的世界。还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今天谈论法制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说明国家越来越成熟、稳定,但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如果把法制问题当做可以包治百病的良药,这有一个理论上的或者认识论上的一个误区。因为法理问题只能解决法理世界内部的问题,法理怎么样被引进到这个社会,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需要政治领域里的冲突和较量,但是在前法律的意义上是前历史的问题,而我们往往把这些东西提前想象为一个历史世界内部的问题。
  回到例外状态和主权者的问题上面,有助于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野,要意识到中国到现在建国才60年,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础是革命,推翻一个制度,靠暴力建立另外一个制度,它是被原始暴力的历史落座点在那儿,这直接关系到今天法律的性质,关系到宪法的性质,正是在宪法的体制上、国体问题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五七年宪法,他跑到杭州花了四十多天时间起草,不断和党内人士、各界人士沟通,毛泽东年谱和手稿里有很多资料大家可以看。从新民主主义,从日本投降,到国民议会,共产党一直在考虑国体问题,我觉得没有认真考虑过加入国民党的国大,没有这个选项。它虽然在策略上统战啊会争取和平,但是因为四·一二的经验,长征的经验,长期跟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经验,它是绝对不相信国民党会真正进入宪政状态,所以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选项。所以它在考虑未来的新中国的国体时,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政治决定它的真正的历史根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以毛泽东谈国体问题说非常简单,宪法问题就是国体问题,国体问题是一个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位置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那这样的国体就是这样的国家,要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都不简单是法理问题。
  施米特又说,“单纯的规范论者只从没有个人色彩的法则出发考虑问题,决断论者运用个人的决断”。单纯的规范论者就是我们今天关于法治、民主、自由的讨论中,单纯的规范论就是问什么是规范的,美国是规范的,有私有财产权有物权等等,我们现在还不规范,但问题是他没有考虑到整个国家更大的法理之外的法理学基础。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话很多的讨论或者是经院哲学式的书斋内部的做游戏,或者是公然挑战宪法的目前的合法性,严格意义上这确实是违宪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有太多的自由,一方面是自由远远不够。“决断论者运用个人的决断”,这个个人可以是皇帝可以是党可以是议会,可以像民国一段时期它真正的权力基础是江浙财团,真正的主权者可以是看不见的,但是他来做决断,他觉得一定要清党,不能允许共产党继续留在大革命里边,这是一个决断,或者是共产党决定一定要镇压反革命或者要土改。施米特就这个问题继续写道:
  “制度性法律思维则在超越个人领域的体制和组织中展开,规范论者对法律的扭曲在于,他仅仅把法律作为国家官僚机构的运作模式,决断论者的危险在于,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刻时,他有可能看不清任何伟大的政治运动都内在地具有的稳定的内容,而制度性法律思维如果把自己同其他事物割裂开来,它就会走向多头主义”。
  多头主义什么意思,就是政出多门,各种各样社会力量或“间接权力”在同国家争夺合法性的终极来源,这就要回到施密特讨论霍布斯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他说霍布斯的利维坦已经被杀死了,在这个意义上施密特并不是很乐观的,他认为霍布斯意义上从野蛮到文明状态的利维坦式国家被国家内部的理性化、自由化、技术的趋势,也就是被我们一般意义上世俗化过程的发展杀死了。我们先假定利维坦的国家是好的,是权威是统一是安全,是全民,是根本的历史正当性的一个体现。它被内部的敌人从背后捅了两刀,所以这个怪兽、巨人、机器、地面上行走的神被谋杀了,被什么谋杀了呢?
  一个是所谓间接权力,间接权力在中世纪比如教会,教会说你要听上帝的不能听国家的;各种中世纪的行会,你是木匠听木匠的话,是铁匠听铁匠的话。种种所谓间接权力跟国家对抗,今天所谓的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更不用说什么西方的影响、“第五纵队”,包括知识界都是间接权力,为什么是间接权力?间接权力的定义是他们分享国家内部的权力,但是不承担国家所承担的终极性的政治责任,如果这个国家遭受外敌入侵,如果这个国家经济崩溃、政治合法性全部丧失,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在当时跟国家对抗,在社会领域去寻求公众的同情啊支持啊,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承担不了,他们没有办法承担起国家所承担的保证人基本安全,警察治安、基本的物质供应、天灾人祸时的救助等等。不承认责任,但是分享权力,这叫间接权力。
  为什么不好?我们举例子都知道,今天大家最烦的官倒是什么?赚了钱是我的,赔了钱是国家的,他没有企业风险,他可以乱搞一气,把全民啊或者国企的财富交到这种人手上是不行的。不要说公司,你就大学,你要做校长,你要承担责任。不能乱搞的一个非常原始的方式就是你要承担责任,你搞坏了轻则撤你职重则判你刑,这不是间接权力,教授是间接权力,教授可以跟学生怎么讲跟社会怎么讲,写文章写专栏,北大如果搞黄关门了我去清华去复旦或者干脆出国。现代社会的间接权力更复杂,现代社会的社会力量不断膨胀,今天间接权力在国家内部既是国家健康、机体有活力的标准,同时又对国家的存在是个威胁。间接权力还有一个更有哲理意义的起源,《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这本书里有些段落好像是反犹太的,但实质上不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犹太人把基督教国家搞坏了,为什么呢?犹太人不认同基督教国家,在基督教国家里他想获得的是自己内心自由,施密特举了斯宾诺莎的例子,他对斯宾诺莎在哲学上非常尊敬,说这是哲人里边的哲人,生活里与世无争,过着孤独的平静的内省的生活,但是施密特说斯宾诺莎开启的那条内心自由的世界是更高的间接权力,直接导致了未来国家在同私人领域争夺社会权力的时候最后失败了。内省的僧侣式的哲学家式的艺术家式的文学家式的个人自由最终会瓦解掉国家的最内在的根基。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内在性”或“精神自由”可能成为与国家、共同体、政治-文化统一体相对立的一种间接权力,指出这种个体的内心自由本身所带有的异教、异己性质,是施米特国家理论的一个洞察。
  还有一个问题更好理解了,讲的是一旦利维坦国家出现后,它是一个庞大的机器,机器的话就要有螺丝钉有动力装置,它是一个运作完整的机器,也就是说国家越来越官僚化行政化的趋势,最后国家变成了中性的技术的state apparatus,变成中性国家机器。施密特当然是站在西方这一边,站在自由主义这边,但施密特非常讽刺地说,你看我们市民社会从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最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当它运转很好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苏维埃国家,1920年代的苏联运行的一样好啊,甚至有时候更好,所以国家变得在政治上中性化中立化,变成了单纯的行政的官僚的机器。我们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某种程度上是反官僚机器也在于这个问题,找到激进派造反派再来一次,某种意义上也是反间接权力,特权、知识分子、专家、医院、宣传部、大学等等各自在想各自的事,党根本指挥不动。党国,党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是革命的推动者,这个时候如果它到处都推不动,到处都是衙门,对它自己来说都是衙门都是间接权力的话,主权者这个时候只能诉诸法律之外的东西。我不是说文革就值得肯定,而是说从这个国家自身内部的矛盾来说,从资产阶级宪政国家所经历过的内在的冲突和解决的困境来看,是一个可以重新去思考的问题。


  三 施密特与本雅明、阿甘本的隐秘对话
  从间接权力和中性的技术化这个角度我们理解国家的消亡,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本雅明与施密特的一个隐秘的对话,这个隐秘的对话在左翼看来是一个丑闻,说本雅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的圣徒一样的殉难者竟然私下里非常仰慕施密特,给他写信,把自己书寄给他,想跟他谈某个问题,引他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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