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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中国道路与“主权形态”的批判性反思——试谈政治范畴对普遍性概念的挑战(上)

更新时间:2015-07-06 09:13:50
作者: 张旭东 (进入专栏)  
因为是德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背后一直都有所谓德国特殊性的影子在,但是这样把德国特殊性的论述,定义为是一种与普遍性为敌的,一种错误地坚持自己特殊性的定位本身,也提示出普遍和特殊在争夺普遍和特殊的定义权,和自我的定位,都是当代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的表现。
  经济民族主义,德国特殊道路理论里面一条到今天仍然没有被排斥掉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有没有必要去保护自己的民族市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海关,一方面是谈自由贸易,另一方面是对我有利的自由贸易我才做自由贸易,如果自由市场把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冲得稀里哗啦那我要想一想,既使像今天中国,在上海马路上看,比如马路上的汽车是万国博览会,什么品牌的都有,好像没有自己的工业,但是背后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成功与否先不说。考虑的是市场换技术,你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我跟你谈判,我给你中国市场,但你要不断地转让技术,国产化率部件替换率,大部分部件是本地生产的,那带动了就业等。今天中国问题的焦点在于最高端的核心技术是不是还在别人手里,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装配厂,只是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只处于产业下流,汽车行业基本上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到今天为止国产汽车业好像仍不具备从自主研发到品牌的全方位的竞争力,经济民族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很成功。但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换到现在中国好像是世界第一了,就是高铁。铁路也是一会买德国的一会买法国的,一会又是日本新干线,但弄到现在好像一夜之间高铁成了中国的高技术,超级工业化的典型,国家能力或说综合体制优势的代表。因为高铁不单单是铺铁路,它还有信息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它是一个系统。经济民族主义在今天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中国如果不跟西方有正面的价值上的冲突,制度上的冲突,不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谈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问题,不谈儒家和基督教的问题,不谈权威社会和自由民主的问题,至少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关心本国产业、品牌,本国本地经济生活基本的权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那法国和美国经常有贸易战,西方国家之间也有贸易战,日本和美国之间有冲突,这个好像是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色彩比较弱的一个冲突,但是后边还是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不太触动别人政治神经的民族主义形式,不知大家想到没有,你说各种各样民族主义形式都是有问题的,文化民族主义很危险,经济民族主义好像可以理解,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大家耸耸肩膀笑笑觉得无伤大雅,这就是体育民族主义。德国人至今不想在满世界插德国国旗,但在足球场上则可以尽情地为德国欢呼助威庆祝胜利,大家谁也不会说纳粹又回来了。体育民族主义大家觉得是无伤大雅的,但其它的种种民族主义形式都有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其实普遍和特殊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和民族国家的问题非常有关,我们今天反复要谈国家的概念政治的概念都是和民族国家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民族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遍的概念,除非你今天要做帝国,什么奥斯曼帝国清帝国,或者神权政治,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塔利班啊,还有非洲可能还有酋长部落制,除了这些形态之外,其它的其实都是民族国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形式是一个universal tendency,是大家都认同的也都不得不做的。有一个民族国家,其它国家也不得不按照民族国家的逻辑来应对。我们知道中国人现代化焦虑里有无法自立于民族之林之说,这个民族不是一般意义古代意义上的民族族裔,而是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意思,有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有日本,你就知道要有中国,这个中国已经不是天下意义上的中国,也不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中国,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一旦民族国家体系建立起来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是民族国家的冲突。
  除了经济民族主义之外,有一种民族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自认为是普遍的,但是普遍的话语一般都不愿谈民族,它要谈世界,要谈市场就是市场,民主就是民主,个人就是个人,自由就是自由,你不能在前面加上前提,国内的自由主义论述经常是要以个人为单位,或者以普遍的市场为单位等等,用普遍的概念来绕过或者去消解以国家、民族、历史为单位的集体性政治性的考虑,但有一种民族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主义普遍主义政治学理论里边也是被接受的,认为是可以的,这就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问加拿大人你想不想移民去美国啊,加拿大人说我才不愿意去美国,我爱加拿大,美国人觉得很奇怪,加拿大有什么好爱的啊,不就是我们北边没人住的地方吗。但是你要问加拿大人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加拿大,加拿大人真是爱国的,但你爱的是什么国,冰天雪地吗还是别的什么。他会说的很具体,说我们有比美国好得多的全民医疗,我们的社会制度比美国的仁慈,我们的政府并不穷兵黩武,我们出去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不遭人恨、很平和,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或者其它基于制度的认同。也就是说加拿大人爱加拿大不像中国人爱国爱我五千年文明爱我大好河山,爱党爱人民,有的爱红旗有的爱白旗,很抽象。但加拿大人爱自己的制度,很具体,医疗制度保健制度教育制度退休养老制度等,我们的交通规则比美国要好,公路比美国要好等等,所以这种叫civic nationalism,或许可以翻译成公民民族主义,但公民和国民岂不又是内在相通的,所以这还是经典民族国家培育起来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变体,特点是避开了比较容易情绪化的文化、宗教、历史、地缘等“特殊”因素,而强调自身制度的普遍性,所以也可以说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民族主义用来区分自我和他人的一个策略。
  法国人爱法国爱的是共和国,爱的并不是路易十四或者什么法兰西,当然也有那样的人,但那是右翼,是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也有的爱法国天主教,是宗教爱国主义。但是大部分法国人对法兰西文明的热爱是对法国革命或者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国民议会、法兰西学院等,爱的是自己的制度,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爱在西方自由主义普遍话语之内是可以接受的。但反过来你说一个中国人爱党这好像就不太能为“普世价值”所接受了,因为你们不是civil society,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里公民对自己制度的爱,法国人爱法国,英国人爱英国,德国人爱德国,美国人爱美国这些都可以,但日本情况就稍稍特殊一些,因为西方主流多少会觉得日本虽然也是民主国家西方阵营,但他们的这个爱国并不只是对他们的法制和政体的爱,而多少有点对自己的神话、传统、自然、亚洲现代化过程中“优等生”的自豪感等特殊性因素,跟西方不太一样。公民民主主义是在经济民族主义之上稍微政治化一点的但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前提是有一个所谓普遍的共同体,在这个内部它的差异性是可以被接受的。
  在这个内部之外,我们知道冷战以后某种意义上美国或西方坐收和平红利,世界一派太平,冷战以后苏联崩溃,世界反而进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所以现在地缘政治学得讨论都说单极世界更稳定还是两极世界更稳定,很难说,似乎两极世界其实更稳定,虽然有地球被核武器毁灭多少次的危险,但是脆弱的平衡确实也是一种有效的平衡,你能毁灭我我也能毁灭你,等于两个恶霸彼此拿手枪对准对方脑袋,但谁也不敢扣扳机,这是一种恐怖平衡。而恰恰是在冷战后出现了所谓“文明冲突论”,因为没有意识形态意义上善恶斗争、你死我活,剩下的就是文明或宗教的冲突,即西方利益共同体的价值或精神内核同其它不愿也不能被它征服、吸收、同化、改造的大型、超大型人类群体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和它同时提出的还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后者很快被证明是一种主观幻觉。伊斯兰世界、儒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东正教世界等等,几个相互冲突的板块,就像地球是由几大板块组成的一样,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特殊对特殊。当然亨廷顿自己主观上相信西方是占据战略高地必胜,但作为世界性问题提出来,还是在强调特殊性带来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提一下所谓文化政治,这是我在自己一本书《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里提出的概念,核心的一点是文化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文化,一个经济实体政治实体把自己的存在理解为一种价值、生活方式、情感因素、记忆因素,作为文化来理解的一种存在,它本身含有一种政治强度。中国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中被压缩到最后,实际上像古往今来所有的存在的自身的政治强度一样,它最后是为自己的生活世界而战这样的不能再退的政治内核,用这个来界定文化政治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讲法。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重新进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把普遍性哲学概念同力图在历史冲突中占有普遍性话语高地、争夺普遍性概念定义权和主导权的特殊利益考虑区分开来,一方面不要把西方的夫子自道不经批判地理解为普遍性,而是去历史地、政治性地看它;另一方面也不要轻率地接受别人扣在我们头上的“特殊性”或“特殊道路”的帽子,而是对此敬谢不敏,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普遍性概念,把它保持在一种开放、多元、进取、相互尊重的水准上,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和文明的内涵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 中国的“普遍”与“特殊”
  大致把这几种普遍和特殊的形态梳理后,下边我具体解释一下我对普遍和特殊的政治性的理解的切入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书里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在哲学意义上,中国问题不能在特殊性领域去界定,而必须在普遍性领域去界定”,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要在“比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普遍价值”在这个层面界定,“由此把自己确定为普遍性的一种正当的、有说服力的论述和展开,从而能够进一步把自身的历史作为本原性的主体概念同新的‘普遍性’概念一起确定下来”。
  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中国今天处在西方现代性所界定的世界格局里边,处在一种全面的冲突当中,一方面好像越来越融入这个世界,其实进入和融入的程度越深,冲突和摩擦的可能性越大,在这个过程中今天的中国论述最大的危险在于,由于方方面面受到质疑、阻击、消解,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政府、社会精英有一种逆反心理,说“那我干脆不跟你玩了”,我就退守到我自身的特殊性,重新祭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但成问题的反应方式,强调自身的地理上的、历史上的、甚至种族上的各种特色,这样是没有办法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存在做辩护的。真正的思想性的挑战在于怎么介入到普遍性话语当中去,在参与对普遍性的新的界定的过程中把中国的经验表述出来,所以我要强调:“这种当代普遍性内容并不是由‘西方’所垄断,更不是由‘西方’所界定,但它不能不是一个共享的、开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话语空间和主体交往空间”,这是文化政治这个概念的第一点。
  第二,“是如何把当前一系列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普遍的问题’特殊化”,这个特殊化不是特殊主义,而是把它历史化,恰恰去研究普遍性自身表述的历史化,它所应对的矛盾,把普遍性的表述、普遍性的概念作为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只有把普遍性历史化我们才能找到把它们还原为特殊性来进行讨论的具体的路径。“特殊化具体含义就是回到历史当中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这些普遍性话语是怎样作为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认同问题形成和展开的”。比方说民族自决的问题,民族自决最早是一次大战列宁提出来的,是苏联最早提出来的,西方世界在面对殖民体系崩溃的情况下为了和苏联争夺被殖民的第三世界,提出了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今天民族自决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主要是美国的概念,是威尔逊总统提出来的,但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的争夺中考虑,放到应对的情境当中去,就可以看到问题的来龙去脉,看到普遍性说辞后边的特殊的利益的问题。
  还有一个小例子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是一次大战的自然延伸,中间不过休战了十几年。一站在交战的时候德国最后提出的口号是“保卫德意志文明”,这是个非常特殊性的一个口号,很愚蠢的口号,为德意志而战,为德国文明而战,为德国的生活方式而战,为德国人而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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