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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

更新时间:2015-07-03 13:08:27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其中古体诗77首,近体诗50首,古诗明显多于近体诗,故人们在评价子昂诗歌成就时多着眼于其古体诗。但是,如果将子昂诗歌的体式与作年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陈子昂青年时期是十分热衷于近体诗写作的。从调露元年(679)初?出蜀至光宅元年(684)诣阙上书这段时间里,陈子昂共作了22首近体诗,而古体诗只有5首。[3]陈子昂的这些近体诗作年比较集中,风格也十分相似,多带着家乡巴蜀文化气息和家学文化因子。如《初入峡苦风寄故乡亲友》即级撤次出蜀时对家乡的思念。《江上暂别萧四刘三旋欣接遇》末二句云:“终愧神仙友,来接野人舟。”此处用郭林宗、李膺“神仙友”事,除了对萧四、刘三的屈尊俯就表示愧赧,还有对郭林宗风流倜傥、初入洛阳、名震京师之事的艳羡,流露出受其家学影响产生的风流倜傥的性格特点。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陈子昂家学铸就的任侠使气的豪侠性格和风流倜傥的纵横习气,使得陈子昂早年所作的近体诗中也充溢着一股豪迈、俊逸之气。如其《度荆门望楚》全诗境界阔大,风神俊逸。几组极富流动感的动词的运用,恰当地表达出青年诗人初次出蜀、飞度荆门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情感境界。尾联反用楚狂、接舆典,更见其豪迈、狂放之态。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评此诗云:“平淡、简远,为王、孟二家之祖。”我认为此评不确。诗中只有腹联差可近乎“平淡、简远”,若从全诗气势、文脉看,极具豪放、飘逸之美,实可为李白《渡荆门送别》诗之祖。陈子昂、李白同出自西蜀,又同生长于豪富之家,皆有任侠使气、重纵横之术、风流倜傥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们在文学价值观念、艺术思维方式和诗歌创作风尚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孟棨《本事诗》云:“(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刘克庄也认为“陈拾遗、李翰林一流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诗话后集》)。但是,前人之陈、李并称,多是从其古体诗创作、理论等方面立论的。其实,相近的家学渊源、相近的性格气质,还使得陈、李二人在近体诗的创作中也都崇尚豪迈、俊逸之美。

   同时,由于受纵横家重文辞之气势和自小任侠使气、放荡不羁性格的影响,陈子昂在写作近体诗时还注重以气格压一切,赋物写景也不太着意细部描写,而是喜用大笔勾勒,驭文以情,情景相洽,造成雄浑的诗境。如《晚次乐乡县》,方回评论道:“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瀛奎律髓汇评》卷一五“暮夜类”)谓其已具盛唐五律雄浑壮大之气象。方回在另一处又谓此诗“全篇浑雄齐整,有古味”(《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九“旅况类”)。又如《送魏大从军》诗,也是一扫唐初五律之雕华饾饤之弊,反诸雄浑之美,著盛唐律诗之先鞭。再如《白帝城怀古》,方回评语曰:“律诗自徐陵、庾信以来,亹亹尚工,然犹时拗平仄。唐太宗诗,多见《初学记》中,渐成近体,亦未脱陈、隋间气习。至沈佺期、宋之问,而律诗整整矣。陈子昂《感遇》古诗三十八首,极为朱文公所称。天下皆知其能为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精。此一篇置之老杜集中,亦恐难别,乃唐人律诗之祖。”(《瀛奎律髓汇评》卷三“怀古类”)对陈子昂近体律诗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开山地位作了肯定,但是方回并没有进一步指出陈氏近体律诗成功的秘诀,还是纪昀的批语切中肯綮:“与下《岘山怀古》一首,俱以气格压一切。”(同前)这“气格”,实际上就是陈子昂诗中流动、腾踔的感情节奏和豪迈、浑雄的气势。

   陈子昂近体诗之所以具有“以气格压一切”的特点,一方面与其独特的家学熏陶出来的任侠使气、风流倜傥的性格分不开。这正如邓绎《藻川堂谭艺·三代篇》中所云:“唐人之学博而杂,豪侠有气之士,多出于其间。磊落奇伟犹有西汉之遗风。而见诸文辞者,有陈子昂、李白……之属,堪与谊、迁、相如、扬雄辈相驰骋以下上。”另一方面还和由其家学决定的人生理想有关。前文已述,乃父元敬曾谆谆教诲陈子昂要学古贤臣,做舜、禹、伊尹、吕望一类人物,贤圣遇合,干一番轰轰烈烈的王霸大业。陈子昂自己也一再表示,不愿像齐梁陈隋及唐初宫廷文人一样作俳优式的御用文人。如他在《上薛令文章启》中曾为自己“名陷俳优,长于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而悔恨,卢藏用也知道陈子昂“工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而人不之知也”(《陈氏别传》),王夫之更是认为:“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读通鉴论》卷二一)正因为陈子昂不愿做俳优式的宫廷文人,而是以贤臣自期,所以他的近体诗主要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而不局促于风花雪月,更不属意于辞藻上的饾饤之功,而是“以气格压一切”,以豪气、以真情写诗。而前此的初唐诗人,从贞观宫廷的虞世南、李百药,到龙朔宫廷的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都未能摆脱宫廷御用文人的地位。初唐四杰虽然自视甚高,但其文学理想也是希望做宫廷御用文人。与陈子昂同时代的沈、宋、李、杜等人不但完全是俳优式的宫廷文人,而且人品也极卑下、龌龊。由于俳优式文人地位和宫廷生活的制约,他们作的诗便总免不了带着宫体诗的特点。但陈子昂则不然。清人陈沆曾将陈子昂与当时宫廷文人进行过一番精彩的对比:“武后以官爵笼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时历青紫,至于文学材艺,更所牢笼。沈、宋、杜、薛、阎、苏、二李,或参控鹤奉宸之职,或预‘三教珠英’之修。其后,神龙之初,并生二张之党,子昂曾有一于此乎?”(《诗比兴笺》卷三)而人生抱负的不同,政治地位的变化,带来的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近人张振镛说得好:“上官婉媚,沈宋靡丽,四杰亦鲜高洁之体、苍劲之气。惟陈子昂厕身于四杰、沈、宋之间,而特立独行,不与同流,以高雅冲淡之气,清劲朴质之体,抑沈、宋之新声,掩王、卢之靡韵,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力追古意焉。”[4]究其根源,又不能不和其向来不以文学见长,唯以“贤圣遇合”为入仕目的的家族文化传统有关。

     四

   和近体诗相比,陈子昂的古体诗受其家学影响更直接、更明显。

   首先,《感遇诗》及其他一些古体诗“考察天人”、“幽观大运”的创作主题,则是其家族善于幽观大运、觇时隆污的文化传统的诗学体现。

   陈氏家族素有重阴阳五行、善推天文历算、预测天道人事的文化传统,其目的是为人生的用舍行藏提供依据。陈氏家族中的这种传统伴随陈子昂一生,晚年尤精。他的求仕、进取是在其父“幽观大运”后得出“贤圣生有萌芽”的结论的触发下开始的,他入仕后拥武颂周更是基于其父“贤圣遇合”之说,就是到临死之前,陈子昂也忘不了为自己的吉凶卜一卦。然而,陈子昂对其家学最好的继承和发展是他以组诗的形式,对于天人关系,对大运之变,对群物之动展开了比其父更系统、更深刻、更理性的思考。

   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云:“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诗存焉。”(《全唐文》卷二三八)最早对陈子昂《感遇诗》的创作动机、创作主题作了精当的概括。“感激顿挫”,当指陈子昂感激忠义、悲壮慷慨的情怀,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强烈的冲撞,激发了诗人的诗思;“微显阐幽”,当指诗人既化抽象为具体,又由具体而抽象的艺术思维方式;“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就是指《感遇》诗的创作主题了,即通过对“天道”、“大运”、“天人”关系的考察、深思,力求探索出天道人事的变化规律,为历史、现实及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一切寻求形而上的解释。应该说,卢氏的归纳是触及到了陈子昂《感遇》诗的艺术灵魂。

   在《感遇》诗38首中,明确标明作意为“幽观大运”、探寻元化的作品就有其五(“观世玉壶中”)、其六(“吾观龙变化”)、其七(“林卧观无始”)、其八(“吾观昆仑化”)、其十(“深居观群动”)、其十三(“闲居观物化”)、其十四(“临岐泣世道”)、其十七(“幽居观大运”)、其二十二(“登山望宇庙”)、其二十五(“群物从大化”)、其三十六(“探元观群化”)、其三十八(“仲尼探元化”)等12首。其他的古体诗,如《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并序》诗序云:“考察天人,旁罗变动。”《登泽州城北楼宴》:“平生倦游者,观化久无穷。”《登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邹子”篇:“大运沦三代,天人罕有窥。”《赠严仓曹乞推命录》:“九宫探万象,三算极重玄。”《南山家园……率成十韵》:“闭牖察天心,坐观万象化。”都流露出陈子昂对天运、大化的探寻和思考。

但是,由于陈子昂是在发现乃父“贤圣生有萌芽”的结论不太可靠[5]、“贤圣遇合”的理想逐渐破灭时开始“幽观大运”的,所以陈子昂对天人关系、大运变化、贤圣沦亡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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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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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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