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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

更新时间:2015-07-03 13:06:55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年甫及冠,就急不及待地出为邓王府典签,希望“明主以令仆相待,朝廷以黄散为经”〔18〕,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由于初唐四杰继承的是北方儒学以恢复王道、推行仁政、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所以他们不但与南朝门阀士族只知以“衣冠礼乐”相尚、盛谈性命玄理,罕关世务的处世态度异趋,且与龙朔诗人“才优德薄”、轻儒背道、追逐名利的人格不啻天壤之别。王勃在《送劼赴太学序》中批评了当时的这些急功近利者:“今之游太学者多矣,咸一切欲速,日端进取。故夫肤受末学者,因利乘便;经明行修者,华存实爽。至于振骨鲠之风标,抱贤圣之言,怀远大之举,盖有之矣,未之见也”,而他自己恪守的则是“以儒辅仁”,“未有不久于道而求苟出”的家族传统。杨炯之用世也是力图以“唐尧之德”、“颜回之贤”、“孔丘之圣”为人生鹄的。宋之问在《祭杨盈川文》中曾称赞杨炯“伏道孔门,游子诸子”。〔19〕仪凤中,太常博士苏知几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请别立节文,敕下有司详议。杨炯则以儒家尚实用的观点出发,认为不能“变周公之轨物,改宣尼之法度”〔20〕,维护了儒家之道。和王、杨类似,骆宾王的用世态度是“道在则尊,德成而上”,且对时人“图侥幸于权重之交,养声誉于众多之口”〔21〕的做法极为反感。卢照邻的儒学导师王义方一生謇傲独行、恃道不苟,卢氏继承他的这种精神,也奉行“不背时而侥幸”、“不违道以干非”〔22〕的行止原则。

     二

   与初唐普通士子们相比,四杰除了具有强烈的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进取意识,还表现出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对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充满了信心。而这又和他们所受的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勃之受《易经》有两个途径。一是家学渊源,据《文中子中说》所附《文中子世家》和《录关子明事》记载,王通学《易》于族父王仲华,王仲华“易学”乃关朗所授。关朗易学承汉易阴阳象数派而来,多讲阴阳灾变。王通对《易》的看法,也认为卦“著天下之时”,爻“效天下之动”,卦爻结合,即“动以乘时”,产生六种吉凶。〔23〕王勃后来发挥了王通的这种“易学”思想,“注《周易》,穷乎晋卦”〔24〕。二是从曹元受《周易章句》。据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所云,曹氏易学亦属“阴阳之道”。明乎此,王勃所受易学,纯属北方易学中阴阳象数一派。杨炯在《卧读书架赋》中说:“读《易》则期于索隐”,按《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龟。”则杨炯之读《易》,亦在于明阴阳之变、吉凶之事,符合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基本观点。卢照邻虽未言其学《易》事,然其集中援引、化用《周易》经传文句达卅一处之多,则是其学易之明证。而且,据其“通其变,参天二地谓之神;含其机,一阴一阳谓之圣”〔25〕、“永好谈天,莫究氤氲之数”〔26〕、“思欲为龟为镜,立德立言,成天下之亹亹,定古今之谆谆”〔27〕等语推测,卢氏之学《周易》。亦重其阴阳之道、吉凶之变。骆宾王在《上瑕丘韦明府启》中自叙道:“幼辨羝羊,演飞龙之秘策。”据清人陈熙晋笺注,骆氏此句系用扬雄演《易》典。《扬雄别传》云:“扬信,字子乌,雄第三子,幼而聪慧。雄算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雄又拟《易》‘羝羊触藩’,弥日不就。子乌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秦。’”骆氏显以扬信自况,表明他自小就精通了《周易》的象数之学。总之,四杰之于《易》,主要是重其阴阳之道,属于北方阴阳象数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易》与《老》、《庄》并名“三玄”。王弼、韩康伯等人在汉易之后开创了“玄学派”易学,援老、庄入易,祖尚虚无。到隋末唐初,朝野上下学《易》者多主王弼注〔28〕,好谈玄理。但四杰并未受此种思潮影响,他们接受的是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在宇宙观上继承并发展了汉易的元气阴阳说,认为天地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结合的产物;在对天、地、人“三才”位置的理解上,则又摒弃了汉易的“天人感应说”和“天命论”强调人在天地宇宙中的至尊地位、主体作用。如苏绰认为,“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夫人者,天地之贵物”,“天地之性,唯人为贵”。〔29〕再如,王通认为,“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30〕都突出了人在天地宇宙中的至尊地位和主体作用。

   在这些易学观点的影响下,初唐四杰不但认为人乃禀阴阳二气而生,而且是宇宙中最灵秀的动物,应该具有包举一切、雄视阔步的人生姿态。骆宾王《浮查序》中说,他之所以“能负凌云概日之姿,抱积雪封霜之骨”,就是因为自己是“禀乾坤之秀气,含宇宙之淳精”而生。王勃在《秋日饯别序》中称赞杨炯“天璞自然,地灵无对,二十八宿禀太微之一星,六十四爻受乾坤之两卦”。说他自己则是“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31〕卢照邻在《驯鸢赋》中以“鸢”自况,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孕天然之灵质,禀大块之奇工”、“怀九围之壮志,托万里之长空”。总之,在北方阴阳象数派易学独特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影响下,四杰认识到自己乃是禀天地之灵秀、宇宙之淳精而生,是宇宙间的至尊和主体,所以他们天生就具有一种人格上的崇高感,普遍对人生、前途充满了信心,表现出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

   虽说四杰身上具有南北朝以来士子们少有的积极进取意识和济世热情,但四杰在求取功名、实现理想时,又不像龙朔文士那样利欲熏心,乃至献媚取荣;而是坚守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精神。我认为,四杰这种人格精神除了与前文所述的北方儒学思想(包括易学)独特的精神内质有关,还与他们所受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王勃在《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中说:“早师周礼,偶爱儒宗;晚读老庄,动谐真性。进非干物,自疎朝市之讥;退不邀荣,谁识王侯之贵?”庄子的《逍遥游》篇曾借变形的巨鲲大鹏,描绘了一个自由飞翔的心灵,呈现出一种博大无碍而又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受此启发,四杰在作品中亦借种种飞禽、大鱼的形象,寄托他们逍遥而游、耿介独立的人格追求。如卢照邻在《驯鸢赋》的开头,着力描绘了“鸢”的“雄姿”、“远志”和“猛性”。在《穷鱼赋》中又塑造了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适的“巨鳞”的形象:“有一巨鳞,东海波臣,洗净月浦,涵丹锦津。映红莲而得性,戏碧浪以全身。”实际上都是卢氏透脱心境的反映。另外,卢氏在《赠益府群官》诗中以一鸟自况:“不息恶木枝,常思稻粱遇,愿栖梧桐树。智者不我邀,愚者不我顾。所以成独立,耿耿岁云暮。”表明了他高标自洁、不随俗流的人格。王勃的《驯鸢赋》同样刻划了一个天真、自然、飘逸的神鸟——“鸢”,它遨游于宇宙之间、超迈独行,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夫劲翮挥风,雄姿触雾,力制烟道,神周天步,郁霄汉之宏图,受园亭之近顾,质虽滞于城阙,策已成于云路。”在《江曲孤凫赋》中,王勃又描写了一个任真自然、“天性不违”的“孤凫”:“吮红藻,翻碧莲,刷雾露,栖云烟,迫之则隐,驯之则前,去就无失,浮沉自然。尔乃忘机绝虑,怀声弄影,乘骇浪而神惊,漾澄澜而趋静,耻园鸡之恋促,悲塞鸿之赴永,知动息而多方,屡沿洄而自省。”表达了作者纯任自然、矫厉不群的人格追求。骆宾王文中并没有高大的飞鸟、巨鱼,但其《萤火赋》中的萤火虫却颇有“君子”之“道”、“至人之迹”,而且,它还能从狭窄的局限中挣脱出来,去除为形骸、智巧、嗜欲所左右的种种俗念,达到逍遥自适的生命境界:“陋蝉蜩之习蜕,怵蝼蚁之慕羶。匪伤蜉蝣之夕,不羡龟鹤之年。抢榆飞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虽小大之殊品,岂逍遥之异诠。”如果说庄子的《逍遥游》篇尚有“以小匹大”、小不知大的认识局限,那么,骆宾王此文中“小大虽殊”而逍遥同至的思想,才真正体现了道家思想“至人无己”、“太上忘情”的人生境界。

综上,初唐四杰既体现了北方儒学“以道自任”、经世致用的人生精神,又保持着雄眄一切、高视阔步的人生姿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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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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