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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整体性理解中的国家与社会: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5-07-03 11:19:46
作者: 唐士其 (进入专栏)  

   新制度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尖锐的批判,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认为这种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对政治生活进行分析的时候,仅仅把它视为通过公共部门来完成一些事情,而不是由包括象征、价值,甚至包括政治过程中的情感层面等诸多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13) 这种倾向的结果是在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完全忽视了文化、历史和传统这些作为社会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因素,及其对政治结构与过程所具有的影响,政治与政治过程被简单地还原为对利益的追逐、交换与争夺,至于利益本身的认定与形成机制则被排除在考察之外。正是在这一方面,新制度主义表现出了它的生命力,因为它认定,“制度的成员必须对其共享的价值和意义具有某种意识。”(14)

   新制度主义起源于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对经济活动中交易成本的研究。他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5) 中提出,只有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理论才会成立,问题是在任何市场中都存在交易成本的问题。科斯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信用成本,因为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很难保障履行对各种交易所做出的承诺。他相信,企业的产生,正是经营者力图降低交易成本的结果,因为在企业内部可以通过确定的权力和权威去管理各交易环节(16),并以此规避在完全的市场交易环境下为降低风险必须付出的衡量代理人绩效的成本以及履行合同的成本。科斯强调,公司组织与霍布斯设想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类似的逻辑,它们都是通过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一种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增加社会交易的信用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17) 科斯指出,在信息成本高昂的世界中,不同的制度意味着不同的可信度,交易成本也会随之不同。由于交易成本是现代经济中生产和交换成本的重要部分,因此不同的制度安排就会带来经济增长、停滞或者下降的区别。(18)

   新制度主义在科恩上述发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文化与价值观念等因素引入了研究对象的范畴,并赋予其制度含义,这就使它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出现了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它不认为对制度的分析可以完全还原为对个体的理性或者欲望的分析。换言之,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本身是历史和文化进程的结果,因此“人类行为、社会环境和制度之间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而且这些复杂的、互动的行为过程与意义的形成过程对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制度既不是外部环境力量的中立反映,也不是在外在偏好和期望驱动之下的个人自我表现的中立舞台”。(19)

   总的来说,新制度主义认为,各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具有其不同的文化基础,并且对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相关规则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现象。另外,由于规则与制度一经产生之后就对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产生约束力,因此它们实际上又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塑造进而塑造着他们所属的文化和传统本身。新制度主义因此强调,风俗、文化、历史和传统等因素对于人们理解某种社会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或者说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必须借助于这些因素来加以认识和说明。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是:“我们需要形成这样的观点,即某一时间点的(社会行为的)结果不能根据同一时间点的参与者偏好来理解,而必须解释为此前选择的产物,因为这些选择受到制度惯例和能力的影响。为此就需要更全面地分析制度是怎样通过排除一些选择而促进另一些选择来影响集体认同和公共话语的。”(20)

   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制度的最高体现形式就是拥有这些制度的某个共同体的文化,次之则是各种行为规范,再次才是宪法与各种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一个社会共同体同时也就是一个制度共同体。因此,政治必须具有其确定的文化和道德基础,当然,后者又必须得到政治强制的支撑。从这种观点出发,“政治就被视为一个教育的过程,一个发现、创造和表达意义,确立人们之间共享的(或者相互对立的)关于经验、价值与生存的本质的观念的场所。它是一种象征,是对秩序加以解释的工具性的象征,但不是近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掌权者为欺骗弱者设计出来的象征。”(2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新制度主义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找到了一座使它们能够相互理解的桥梁,那就是文化,因为“他们所界定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出‘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等。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而这两者之间本来又是相互投射的”。(22) 换言之,“制度是由符号和物质实践构成的,而社会则是由各种制度逻辑组成的,这些制度逻辑是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基础。”(23) 这意味着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在给定情景下应该如何行为,而且决定了他们如何进行自我界定,制度因此成为一种价值框架,个人的生活由此而获得意义。(24)

   在对制度进行文化理解的基础之上,新制度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内嵌于制度的利益和成本”。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制度对其成员的得失观念的建构作用,而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文化、传统、习俗乃至神话和意识形态都成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行为者的心理模式。有新制度主义理论家甚至认为:“离开人们所处的宏观文化环境和历史阶段,就无法理解个人的偏好和选择。”(25) 也就是说,“利益是制度性地建构的。效用最大化、满意、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风险、权力甚至利益本身在制度上都是暂时的。”(26) 因此,“行为者有目标,想过得更好。但‘更好’是什么意思,却完全取决于行为者自身在社会语境中所处的由规则所指定的角色。换言之,规则从逻辑上说要先于自我利益。规则因而确定了人们在其中想象他们的利益和目标的范围;规则同样确定了达到这些目的的合法手段的范围。那些完全只顾及一己之功利的人以及那些对公认的可接受之手段不屑一顾的人,要么是与世隔绝者,要么是精神变态者。”(27) 既然如此,那么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任何理性行为者的偏好及其行为都应该、而且实际上也各不相同。(28)

   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North)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人类行为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提出:“有必要打破支撑经济理论的理性假定,以便建构性地探求人类认知的本质。历史表明了观念、意识形态、神话、教义和偏见的重要性;而且了解它们演化的方式是建立理解社会变迁的框架取得进一步进展所必要的。理性选择框架假定个体知道什么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并采取了相应的行为。在现代经济中的高度发达市场中个人做出理性选择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人能做出理性选择显然是错误的,政治经济选择就面临这样的条件,而这些选择塑造了(并继续塑造着)历史变迁。”(29)

   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开创者、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Johan P.Olsen)和马奇(James G.March)因此认为:“偏好与意义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通过教育、灌输和体验的结合而形成的。它们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外生的。”(30) 另一方面,“宪法、法律、契约和政治中习惯性的规则使许多潜在的行为和想法变得不合法或被忽视;还在政治过程开始之前某些选择就被排除在议事日程之外了。”(31) 就此而言,“尽管自我利益毫无疑问地浸透于政治之中,但人们的行动更多的是基于他们所发现的、合乎一般规范的行为方式,而非建立在对其他选择可能带来的回报的精心计算基础之上。”(32) 约翰·格雷(John Gray)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制度与利益认定之间的关系:“社会制度是由人们的信念构成的。一张纸片能够充当货币是因为人们相信它就是货币,否则它什么都不是。那些把市场当作机械一样的事物加以分析的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市场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33)

   这就意味着,制度与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之间、与他们的利益认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人们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实际上是由其所处的制度和文化背景所限定的,既不是无限多,也不会符合某些抽象的合理性标准。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是:“制度情境不仅塑造行动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行动者所追求的目标。”(34) 因此,新制度主义强调,“通过塑造行动者的策略(作为理性选择)和目标,并通过斡旋其合作与冲突的关系,制度构造了政治情境,并对政治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当然,政治行动者并非不了解制度所产生的深刻的和根本性的影响,那也是为什么围绕制度的斗争那么激烈的缘故。重新构建制度可以使政治行为者摆脱不断陷入同样的争斗的困扰。”(35)

  

   三、整体性理解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

   新制度主义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同构性的理论,一方面使人们有可能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整体性的理解,同时也为人们认识现代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对效用(utility)的生产和交换为基本内容、 以利润的实现为基本目标的人类社会交往活动。这种活动被自由主义视为基本上不需要政治权力干预的最自然的人类的相互作用形式之一。但是,从制度的角度看,这种活动却包括两个它自身不能说明的要素:效用的认定以及交换规则的确立。前者决定什么样的物品能够并且以什么样的价格进行交换,后者则决定交换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通过历史和比较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与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对于什么是有用之物以及什么是公平的交易原则都存在非常不同的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化人类学家发现古代希腊人根本就没有现代人的经济观念。其实不仅希腊人,可能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内都不存在这种观念。因此可以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即以利润的实现为最终目标的经济体系归根到底乃是由一套特殊的观念体系所支撑的,而这种观念体系本身则是某个社会或者某些社会特殊环境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诺斯把市场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对局规则的制度化,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一种制约着人类相互交往的人为设计的约束体系”。(36)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使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得以维持,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往往采取各种人为的手段以强化其生存能力。他们或者不断创造出市场经济得以持续运行的新的条件,特别是大众的需求;或者采取各种手段使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观念体系合法化。

   在前一方面,现代消费意识和广告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众多学者指出的“消费主义”文化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角色问题。根据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斯图尔特(Jan Aart Scholte)的解释,所谓的“‘消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人们狂热地占有(通常也很快丢弃)某些商品,这些商品能够使他们获得某种立即但却短暂的满足。这种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瞬间的欲望,特别是满足猎奇、娱乐、幻想、时尚和享受的欲望。消费至上主义觉得越多越好——或者根本就认为再多也不算多。‘消费资本’在这里指的是在享乐主义的消费中所获得的剩余积累。”(37)美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认为,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是将体系捏合在一起的螺栓、螺母以及粘合剂,没有它们,体系就会七零八落。”(38) 她同时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不允许文化中立性的存在。”(39)

在后一方面,比如说财产权的观念、对自然界和对人的征服的观念,以及经济本身的观念在近代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些典型的例证。这些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如此之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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