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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

——兼评《21世纪资本论》

更新时间:2015-07-03 10:20:07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穷人的需求,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的需求。如果按那种公式,“按需分配”的福利国家实际不就是要求国家承担“共产主义的责任”吗?
  A和B的对比,现在可以说越来越鲜明:有些国家政府权力无穷大,可以任意横征暴敛,但是责任却很小,福利说不给就不给,延长退休年龄、公共服务价格暴涨,都可以一锤定音。另一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少,但是责任无穷大,民众既要求减税(或者反对加税),又要求增福利(或者反对减福利)。两种体制的区别越来越大。而这两种体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的国家尽管国民可以很富裕,但政府却越来越穷,穷得债台高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类型国家尽管国民并不富裕甚至很穷,政府的钱却多得没法花,没法花就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放手“自我服务”,不仅越来越奢侈,花在压制民众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二是借钱给那些“A类型国家”,让他们的债台越筑越高。
  一般地说,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统治者总是希望权力尽量大,责任尽量小,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相反,民众总是希望统治者权力尽量小(以便民众有尽量多的自由)、责任尽量大(民众有尽量高的福利),民主条件下尤其如此。但是,在全球化的程度没有如此高之前,这两种状况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A类型的孤立国家中,百姓如果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那很快会出现大亏空,政府只有印钞填补,百姓很快会吃到恶性通胀的苦头,他们就明白游戏不能再这么玩了。反过来在B类型孤立国中,统治者一味要求百姓“先生产后生活”,在计划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饥荒,在“市场经济”中就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了——我这里讲的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范围的全球化,也包括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化,比如说全欧化,欧洲一体化——不管欧洲一体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总而言之,市场经济“超国界”的大发展,使得A类型国家民主制下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越惯越严重,国民消费过分,积累能力不足,但全球化下的贸易逆差和国债规模使他们越来越可以在全球透支,以拖延问题。而反过来,B类型的国家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国民消费不足,积累能力过剩,可以而且“需要”别人来透支;B类型的“马”更是骑在国民头上狂吃山珍海味却可以不“跑”,吃不了就借给别人。像这样一种全球化下的AB互动,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而且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却又互相抱怨。这些问题逐渐走向积重难返。
  因此,我觉得现在人类社会真的是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比起过去只有“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互不来往的状况,说进步当然有很大进步:A类型获得了高消费高创新,B类型获得了高增长高“国力”,而且交往也产生了类型转化的进步——B类型不但向A类型学习“市场经济”,而且也在学人家的“社会主义”(他们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我们血汗工厂对他们的影响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说危机也蕴含着空前的危机,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背景下畸形互补的“竞劣”发展。
  皮凯蒂vs沃勒斯坦:南北差距缩小而西方内部分化加大?
  这样一种畸形互补,当然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发生了平等的危机,包括《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至少从左派的角度看,19世纪的《资本论》就批判那个世纪而言是不朽的,假如要指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公平,可以说的话,马克思基本上都说完了。需要解释的新东西无非指的就是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互动造成的不平等。
  在这方面,皮凯蒂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近几十年来,由于马克思讲的那种“贫困化”尤其是“绝对贫困化”在西方实在难以证明,西方左派大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抨击“南北差距的拉大”,突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与中心”的对立,如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都是强调的这个。即便把批判矛头仍然指向西方内部的,也“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很少谈经济分化,而是把重点转向了“文化批判”,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所谓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位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之类,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都是如此。
  而皮凯蒂改变了这个趋势,他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上来。从这一点而言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
  曾有中国的书评说皮凯蒂也批判“南北不平等”,笔者一度信以为真,等到读完此书后才发现评论者似乎是想当然,或许根本没看原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皮凯蒂对全球化会在总体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是完全承认并且还颇为强调的。与沃勒斯坦等人不同,他把抨击经济不平等的主要矛头又重新指向了西方内部[2]。在这点上,他倒是“回到了马克思”。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由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成就使人们对平等产生了乐观预期,他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了许多数据,证明这种乐观预期已经破灭。他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又在拉大。有人对他的这些数据提出质疑。但是我想部分数据或许可疑,但他关于西方当代贫富差距重新凸显的总体判断符合一般人的直感,学界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判断应该还是实在的。
  皮凯蒂实际上要解释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不平等扩大。这一点上他确实比沃勒斯坦这些人敏感。其实,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穷国和富国之间扩大的不平等”恐怕并不存在,可能只存在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两类国家的差距在拉开。但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完全不等于原来的穷国和富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达国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左派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拉美的衰落,好像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拉美的衰败,衰败最典型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的问题,而是“富国变穷”的问题。海地原来就非常穷,现在同样,可以说它很失败,但也难说越来越穷。而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原来怎么能叫“穷国”?委内瑞拉还可以说是靠石油,“富”而不“发达”,但“拉美衰败”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而阿根廷是拉美几乎唯一的纯白人国家、“纯西方型”社会,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曾是一个不但富而且很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化基本与欧美同步,比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都要富得多。但庇隆夫妇时代它就开始衰败了。而“庇隆主义”的经济主张与希特勒差不多,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军政府时代基本上也是这样。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在世界排第七,超过德国、法国、加拿大与荷兰,后来垮成这个样子,那是富国变成了穷国(说是穷国有点夸张,但说从世界最富的几个国家之一衰落成“中上收入国家”是没问题的),可见全球化未必就有利于富国。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穷国变得更穷的情况也有,但不能说是全球趋势,而且有的也与全球化无关。比如朝鲜显然更穷了,但她加入全球化了吗?她不恰恰是因为闭关锁国窝里横而变穷的吗?更不用说全球化也造成不少穷国变富了,中国不就是吗?中国不是加入全球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吗?谁能说她变得更穷了?印度的绝对水平比中国低,但发展速度也仅次于中国,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快得多。仅凭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体量,这两个国家能由穷变富——至少走出了过去的极度贫穷,那怎么还能说总体上全球化导致穷国更穷?
  但皮凯蒂讲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新扩大。皮凯蒂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占有总收入的多少,为底端n%人群的若干倍),其他学者则使用别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但结论往往类似,即不平等加强了。而这恰恰与本文前面讲的AB两种类型国家在仅限于经济维度的现行全球化格局中的畸形互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基本状况是:AB两种类型国家共享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A类型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B类型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具有依靠专政机制压低要素成本来招商引资的“低人权优势”,A类型国家的资本可以流入那里搞血汗工厂,形成大量廉价商品再向A类型国家市场进行覆盖,这个覆盖就对A类型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从经济总量讲,这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坏事,甚至都是好事。B类型国家由于这种互动出现了GDP的高增长(国土内生产的增长),而A类型国家GDP增长率并不高,但GNP(国民财富的增值)也由于这种互动而明显提高。
  但从分配格局讲,这对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A类型国家原有分配格局会造成明显冲击。因为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分配,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讲,是由两种要素的过剩和稀缺格局来决定的。资本越过剩,劳动相对稀缺,劳动的谈判实力越强;而劳动越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的讲价实力越弱。原来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面对民主制下的福利分配和强势工会无可奈何,现在全球化了,资本“惹不起,躲得起”,转到“低人权国家”办血汗工厂去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不那么过剩、甚至相对稀缺了,而那里的劳动就变得相对过剩了。简单地说,在这波全球化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当然会导致对福利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失业的多了,要增加政府的再分配。但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却导致税基的减少,使福利供给能力又受到压抑。全球化的一个规则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规则。A类型国家的资本跑到B类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办血汗工厂,赚取超额利润,但却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又规避了本国的赋税,税基减少和福利需求增加造成严重分配失衡。如果干脆把公司注册地也迁来,这些外国老板也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这个企业变成中国企业,倒也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公民权和产权保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可是他们把资本的“祖国”照样留在西方,一方面享受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资产保障,却不承担那里的纳税责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资本家他不用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可以在中国办厂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两头都讨巧,的确是造成发达国家原有利益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


  “双顺差”与高增长:哪个是“新兴国家”经济趋于平等的原因
  ——兼论中国何以例外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或弱势群体而言,全球化下的这种资本外流、商品进入的双向流动,的确恶化了他们的谈判实力,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他们分配格局的逆转和基尼系数的上升,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同样是左派,面对的问题其实正好相反:既然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格局是受稀缺和过剩格局决定的,则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商品(实质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输出外国,实际是减少了中国的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造成了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动相对稀缺,使中国劳动者谈判地位增强,利益分配格局变得有利于他们。换言之,资本、商品这样一种双向流动的全球化过程,逻辑上在西方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在中国恰恰相反,它应该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缩小,劳动者谈判实力增加,而资本的谈判实力趋于下降。
  事实上,皮凯蒂书中强调的一点,即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优势”会下降,分配会比较平等,而经济放缓则会导致资本优势凸显,不平等扩大。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笔者认为其原因不难解释,就是如上所述的市场均衡条件改变,而不是像皮凯蒂所说的什么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发生作用。
  近几十年来,经济出现高增长的国家多数都是全球化潮流下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的,资本流入、商品涌出形成的“双顺差”是这类经济体的显著特点。皮凯蒂注意到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时期收入分配会相对平等,但他把速度本身作为原因(而高速度不可持续,这样他就可以论证“资本优势”是常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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