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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更新时间:2015-07-01 22:58:00
作者: 张中秋 (进入专栏)  
又是意义体系。德、礼、仪、俗是教化价值在乡约中向下的渐次所现,而俗、仪、礼、德则是教化价值向上升华的渐远所图。

   2.乡约的乡治价值

   在传统中国,国法建构国家社会秩序,乡约意图维持或重建乡村秩序,实现乡治。所以,乡约在推行教化的同时,时刻关注乡治问题。正如我们在乡约的时空性中所揭示的那样,这是大部分乡约出现的直接原因和更实际的意义所在。

   乡约仿照国法,一般都要约定实施乡约的组织、场所、主事者、原则、范围、措施、程序和仪式等。以《南赣乡约》为例,它的组织是约会;场所是约所(寺观);主事者是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等;原则是彰善、纠过;范围是税赋、债息、私复仇、通贼、新移民、田产、嫁娶、丧葬等,有的乡约还专门规定有言行礼俗、耕牛及山林保护等;(注:《吕氏乡约》、《崇雅社约》对礼俗有专门规定。清代《同里乡约》的最后两条是:“一:盗牵耕牛于别处私宰者,固当以盗贼论,即买牛屠宰,亦犯禁条,并当送官究治。一:山泽之利,节宣生息,则其利不穷;摧残暴殄,其余有几。乡俗动辄放火焚山,遂至大陵广阿,经冬如赭。林薮无资,樵苏何赖,若乃长溪深潭,一经毒害,微鲵绝种,民俗贫薄,此是一端。以后须立厉禁,察出主名,合乡究治。”(参见李光地:《榕村别集》卷五《同里乡约》,道光九年刊本)护林养山的类似约规在明清徽州地区的乡约中尤多。(参见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措施是登记表彰、劝诫、记过、赔偿、削去庄户、告官惩治、协官诛灭;程序和仪式有缴约费、会期规定、会前准备、会中彰善纠恶的具体过程等。[3]乡约的乡治由乡约中的约定和约束来保障。约定是同约之人签名画押或同声起誓,自愿承诺遵守约规。《南赣乡约》有这样的约规:“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约长会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3]这种仪式化的约定是乡约促成乡治的基础,相对于以强制为后盾的国法,也是乡约的优势所在。约束是乡约对同约之人义务的设定和对违犯义务的处罚,有约束力的乡约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南赣乡约》的惩罚措施即如前面所述,清康熙时李光地为其家乡撰成的《同里乡约》五条和补充诸条均是这类规定,如前五条之二:“伦理风俗所关,奸淫为甚,为士者犯之,尤不齿于人类。以后如有淫荡男女,不顾人伦,大坏风俗者,察知素行,立逐出乡。如有容留,即系约正、邻右之责。其以犯奸闻者,务须发觉送官,不得于约所薄惩塞责。”[6]这是乡约法律性的体现,是乡约实现乡治的最后保障。简言之,约定导民为善,约束纠民之过,乡治因此而成。

   3.乡约的实际价值

   乡约是为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如劝善惩恶、御敌防匪、教化乡里、应付差徭、保护耕牛山林等而设立的,因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它约定和约束的特点,特别是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使其在实践中得以某种程度的实现,这即是说,乡约在推行教化和促进乡治方面收有一定的实效。

   乡约通过推动宗约、士约、社约、会约等礼教、文教性组织的发展,推广了教化;同时,通过与保甲、社学、社仓等治安、互助组织打成一片,促进了乡治。[7]但我们要注意到,乡约的实效,除了要受到时代、地域、文化这些大环境的制约外,还有约中大族、地方精英、基层官吏、强梁豪门的操控,以及乡约本身的形式主义、等级性和繁文缛节等,(注:从今天的角度看,乡约中关于约会的仪式极其繁琐,《南赣乡约》和《崇雅社约》有将近一半的内容是程序和仪式性的。这样的仪式符合儒士口味,在当时也可能会起到某种庄重肃穆的心理作用,从而有利于提升乡约的权威和拘束力。但对目不识丁的普通乡民,比起他们更关心的经济民生来说,这确乎是繁琐的。)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乡约的实际价值,特别是对一般乡民的意义。

   在评价乡约的实际价值方面,颇有争议。如对明代乡约的推行,时人有誉之“此为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执众齐物,舍是无术矣。”但贬之者又“以为愚阔,腐儒行之,多增烦扰”。我倾向这样的看法,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忧。[7]实质上我们不妨把它视为官方为控制乡村,或在力有不逮时,为补官治之不足,与乡民中的领袖阶层借助国家力量寻求对秩序的控制而形成的一种治理基层乡民的形式。因此,乡约是而且只能是对国法的一种仿制和补充,除了形式上的简易和某种程度的自治外,它同国法一样,承载和发挥着教化与控制的双重职能。如果说国法重在治国、定天下,那么,乡约则重在修身、齐家。(注:《南赣乡约》规定约会中关于约长的如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约长举杯扬言曰:‘某能为某善,某能改某过,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为某善,改某过,是能齐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风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为法!’”)考虑到中国社会的构成和文化特点,我们又可以说乡约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和儒家政治理想的一部分。

四、乡约与中国社会秩序构成

   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有如下特征:一是一极性,这是指由国法所确立的至高无上、一统天下的社会大秩序;二是多样化,这是指由家法、族规、乡约、帮规、行规等民间法所确立的各种社会小秩序;三是二元主从式,这是指整体社会秩序由以国法为主的大秩序和以民间法为从的小秩序二元构成;四是同质同构,这是指民间法与国家法在文化性质和结构原理上类同。综合起来,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可谓之: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注:这是迄今为止我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和法律文化结构原理的概括性认识,还不成熟,这里先简单提出来,以后要围绕这一课题继续做工作。如果能以它为主题,写出一部中国法文化原理的书,是最惬意的事了。)

   传统中国的秩序构成与社会结构一致。传统中国是乡土社会,基本结构是家庭、家族、村落、社会、国家,家法、族规对应于家庭、家族,乡约对应于村落,帮规、行规对应于社会上各行各业,国法对应于国家社会。从家法到国法形成一条秩序链,家法是这条秩序链中最下端的血缘法,国法是从家法演变而来又居于这条秩序链中最上端的地缘法。乡约居于秩序链中血缘与地缘的结合部,一贯是官方与民间、国家地缘法与家族血缘法、官治与乡治衔接、沟通、互动、互补的地方,可见,乡约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链中的重要一环。同时,由于从家法到国法意味着法律效力、秩序位阶的上升和国家色彩的增强,因此,乡约在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有民间的自治性,更逃脱不了为官方、准官方所关注以至被操控的命运。(注:偏重乡治的官办乡约,或为官方认可或由闲居官员撰成的乡约,这一点最明显。前者如《南赣乡约》,后者有《文堂乡约》、《同里乡约》等。)这即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构成的体现。

   传统中国法律和社会秩序构成的特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理念相关。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道”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8]道的基本构成是阳与阴,两者的关系是对应中有包容和依存,包容和依存中又有支配,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被推及到家庭、社会、政治、法律诸领域,沿着它的理路,家庭内,父与子、夫与妻、尊与卑、长与幼;社会上,男与女、贵与贱;政治上,天子与臣民、官府与民间、道德与法律;法律上,国家法与民间法、官治与乡治、彰善与纠过等,都是道统摄下的阳与阴二元主从式结构的对应和体现。(注:《易》是这一思想的起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对此的推扩阐释可为经典。他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悬)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这种一极(道)二元(阳与阴)主从式(阳主阴辅)多样化(阴阳变化无穷)的理念,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结构原理。对包括乡约在内的传统中国法律秩序的构成,在文化原理上都可以作如是观。

五、乡约的消解与流变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中国的法律秩序也在变动和瓦解中,处于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乡约整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从清末“变法修律”开始,源于西方和前苏联的政治法律制度先后在中国着陆,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法律秩序,其内在逻辑必将多样化的社会构成挤压为单一的国家法控制。乡约曾经依存和发挥作用的秩序构成不为新体制所认可,乡约失去了原来的位置。(注:“变法修律”从1905年正式开始,晚清中国由此继受日本化的欧陆法律体系,民国政府继续这一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和外交上的原因,中国内地改为全面接受社会主义苏联的法律制度。这两种法律同属西方法律文化范畴,建基在西方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二元分立的现实与理论之上,与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与理念完全不同。因此,西方法律文化在体制和理论上都是排斥乡约的。)

   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为因应残酷的国际环境,亟须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中央政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首先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同时,实证主义法律观指导下的法律渊源只剩下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乡约不为国法所认可,被排除在正式的法律形式之外,(注:实证主义法学观认为,法律是由国家特定机关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宗教、伦理、传统、习俗、情理、判例、学说、良知等都不具备上述特征,所以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这种思想19世纪末开始逐渐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也通过不同的途径传播到中国,近百年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的法律创制几乎为它所控制,因此,本就在国家法之外的乡约自然被排除在法律渊源之外。)它的存在已没有法律根据。

1949年前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一些地区曾出现过与保甲结合在一起的乡约和乡村自治运动;(注:参见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1935年版。还有梁漱溟先生早年致力于乡村社会建设,先参加河南村治学院(1929),后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1937),进行乡村自治实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1936)。他的这一段经历和实践对理解那个时期传统乡约与中国乡村自治运动很有价值。)上世纪80年代后,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注:这方面材料很多,而且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王沪宁等曾做过专门调查,著有《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可供参考,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为研究所需,我们从网上也下载了不少当代中国的村规民约,如《桥圩镇永梧村村规民约》、《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楼村村规民约》等。)这些规则在形式上与传统乡约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原则、内容和法律性上已有很大区别。据我观察,它们对乡村秩序的实际意义目前较为有限,普通村民平时按习惯生活,突破习惯这些规则也难以处理。原因是它们不是村民自主自愿的产物,不为村民看重,也不能很好地与国家法衔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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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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