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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旺:公意、公民宗教与民情——卢梭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更新时间:2015-07-01 08:59:55
作者: 张国旺  
个体理性的发展在让人认识到善和好的同时却愈发地使意志力陷入泥潭,亦即明明知道什么是好,却无法用意志推动自己做出好的行动,反而要么无所行动,要么在欲望的骚动下走向恶。(15)因此,人民需要的是学会借助于立法者的智慧看到自己所意愿的好和善究竟是什么,而个体则必须借助于法的力量让自己的意志听从理性的指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民及其共和国在精神意义上呈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结构。如上文所述,在“立法者”这一节之前,卢梭提出的问题是个体的意志无能与人民的理性匮乏,而立法者的必要性就源于此,那么,立法者的指向就应当包括个体与人民两个方面。就文本而言,《社会契约论》基本上是局限于后者,因而给人的印象就是立法者并没有触及个体的意志无能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看到《爱弥儿》不仅仅是一本论教育的著作,而且是一本有关立法者的著作,或者说,在个体的意义上,立法者就是卢梭所说的“导师”,他所关注的不是纯粹的政治体制,而是更为基础性的人心秩序。同时,在“导师”的自然教育之外,共和国还要以公意和法律的方式迫使个体的意志遵循理性的轨迹,也就是惩罚意义上的政治教育。就人民的理性匮乏而言,其解决途径并不是赋予人民智慧,而是要借助于立法者的智慧;立法者的智慧一方面在于对民族自然的把握,另一方面在于如何以制度的方式让人民的正直,亦即公意呈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这构成了《社会契约论》中各种制度设置的核心关注,无论是主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比例,还是借助于罗马政制对人民大会、保民官、检察官和独裁官的讨论,都是试图让或强劲或微弱的公意之声展现出来。
  就此而言,立法者、个体与人民之间的精神结构乃是,个体以自己的理性和利益来引导自己对公意的判断,但同时要以公意和法律来作为自己的意志,迫使自己的意志产生执行力。而人民要以立法者的理性为指引,以个体理性借助于各项制度所化合而成的意志为公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卢梭所说的:“在社会体中达成理性与意志的结合,实现各个部分的密切合作,让全体获得最大的力量。”(16)这一任务,旨在为共和国确立精神结构,恰恰只有立法者才能够完成,因而,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

  
  三、立法者与公意
  在卢梭的政治架构中,立法者或者说创制者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他拥有的既不是主权权力,也不是执行权。
  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非凡人物。如果说由于他的才能而应该如此的话,那么由于他的职务也同样应该如此。这一位置决不是执行,也决不是主权。这一职务使共和国得以构成(constitutes),但又绝不进入共和国的构成(constitution)之中;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功能,与人的支配和统治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命令人的人如果不应该命令法律的话,那么命令法律的人也就更不应该命令人……(17)
  尽管在对照主权、执行权的基础上,卢梭凸显了立法者的独特位置,但这段描述依然不容易理解。一方面,在区分主权与执行权时,卢梭明确界定前者的本质是意志,亦即一种不可让渡不可分割的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而后者的本质是一种物理性的力量,也就是一种用以落实主权意志之决定的执行权(executive power)。与此相比,立法者虽然被称为“Legislator”,却没有相应的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在一段针对罗马十人会议的分析中,卢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罗马在最辉煌之时其内在就包含了衰落的征兆,因为立法权威与主权权力在十人会议这一组织上合二为一,因此,“人民本身即使是愿意,也绝不能剥夺自己的这种不可转让的权利”(18)。另一方面,立法者不仅没有立法权力,而且也没有一种类似于执行权的强大力量,甚至就连柏拉图最为推崇的理性的说服和劝导也难以运用;因为“智慧的人若想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普通民众的语言向他们说话,是不会被理解的”(19),而他们若想用民众的语言说服他们,却会发现有关诸理念(ideas)的许多理解都无法用民众的语言表述。这是理解立法者位置及其功能的两个困难。就前者来说,立法权力问题与公意密切相关,亦即立法权是为了把公意确定为法律;既然立法者没有立法权力,那么,他就必须以其他的方式与公意联系起来。就后者来说,它涉及立法者如何不以强力、也不以说服建立自己的权威;在卢梭看来,这必须依赖于立法者对宗教的化用。在本节中,我们集中分析立法者与公意的关系,而把宗教问题留到下一节。
  在上文中,我们曾提到人民之所以需要立法者是因为人民自身处于理性匮乏的困境,也就是说,“公意总是正直的,但那指引着公意的判断并不总是启蒙了的”,因此,立法者就需要在教化的意义上“教导”人民去认识自己想要的善好究竟是什么。不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意愿着善好”和“认识善好究竟是什么”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像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一再提醒的那样,要想认识善好究竟是什么,就必须首先返回自己、考察自己的意愿或意志本身。对于立法者来说,同样如此,在理性意义上启蒙公意的前提并不是简单地告诉人民善好是什么,而是要首先考察人民的公意究竟是什么。具体来说,公意即是人民的意愿,它总是正直的并不意味着它对自己所意愿着的善好有正确的认识,而仅仅是说它的意愿本身总是趋向善的和好的东西;哪怕人民所追求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是恶,人民也并不是故意作恶,而只是受了蒙蔽,也就是说,人民的公意本身在此时仍然是在追求善和好,至少是他自身以为的善和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卢梭认为,要对人民进行启蒙、让人民认识到善好,恰恰不能以纯粹理性的方式直接向他们宣扬善好是什么,而是要返身回观、认真对待人民的公意本身,因为公意的内部就包含了善好究竟是什么的答案。只不过人民由于理性的匮乏忽视或者遗忘了自身之中的这个答案,而立法者的首要任务即是去发现这个答案。(20)就此而言,卢梭的立法者与柏拉图的立法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后者来说,立法的前提是认识到超越于城邦政治生活的最佳政体及其理念;对前者来说,立法的模型和理念既不是先在的,也不处于具体的政治生活之外,而恰恰就蕴含在人民最为普遍的意愿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把某种政制“形式”赋予特定的人民,而是要在人民的整体生活中找到这一“形式”,让它不断生发和成长起来。
  事实上,卢梭论述立法者时的用词非常值得注意,它从更细致的文本层面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在《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的开篇,卢梭即指出:“要发现(discovery)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们的全部激情而又不受任何激情支配的高级的理智。”(21)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立法者的创造(create),更不是凭空而来的主观生造。通观这一章的内容,卢梭用的词大多是诸如“建议”(propose)、“奠基”(founding)、“构成”(institute)、“起草”(craft)等,而从未使用像“创造”(create)或“制造”(make)之类的表述,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卢梭引用的一段罗马十人会议所说的话清楚地展现了这个区分:“(十人会议)向人民说:我们向你们建议(propose)的任何事情,不得你们的同意就决不能成为法律,罗马人啊,请你们自己成为那种为你们带来幸福的法律之作者(author)吧。”(22)一方面,这意味着就功能或位置而言,作为立法者的十人会议仅仅是向人民建议好的法律,只有后者所保有的主权权力才能真正让它们成为法律;另一方面,就法律的最终来源而言,人民的意志才是法律的创造者。(23)
  不过,人民的意志或公意并不仅仅指投票和选举意义上的政治表达,对伟大的立法者来说,这甚至不是人民意志最为主要的内容。由于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传统的理解总是倾向于把卢梭的意志概念理解为毫无内容的且绝对纯粹的意志形式,它既脱离了个体的自然激情,也超越于个体的伦理性情,因而最终在政治上结晶为单纯的投票。但是,这几乎完全走到了卢梭的反面,因为对卢梭来说,意志在根本上是一种“情感”(sentiment),它的丰富和复杂之处恰恰在于它包含了个体诸多方面的感受、激情、伦理情感,甚至是意见。对人民的意志来说,情形亦复如是:公意即是人民在整体上的情感。或者说,人民的意志除了在政治层面体现为投票,它更主要的是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体现为人们普遍的民情和风尚(moeurs),也就是一种整体上的生活方式。正是基于这一点,卢梭才说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政治法,也不是民法和刑法,而是第四种法律。
  在这三种法律之外,还要加上第四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它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灵里;它是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或取代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我说的就是民情(moeurs)、风尚(custom),而尤其是舆论(opinion)……这也正是伟大的立法者秘密地专心致力着的内容,尽管表面上他把自己的作为局限于特定而个别的规章制度;其实这些规章制度不过是拱梁的边边角角,而唯有慢慢生成和成长的民情风尚才最后形成那不可撼动的拱心石(Keystone)。(24)
  这样看来,民情和风尚构成了所有其他法律的母体,它也是公意在社会生活中的载体;民情即是民风,即是整体人民作为一种不同于个体的集体存在所具有的性情。一方面,人民有其性情或意志,却没有表达自己性情的特定器官,或者说,人民的意志以普遍民情的形态每天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生成和变化,因而需要立法者去从这种整体的经验中发现真正属于特定民族的生活之道。在《波兰政制》中,卢梭开篇的第一个问题即是阐明波兰人当下的民情及其在精神上所处的整体状态,“这个躯体的大部分已经僵死……却依然存在并保持生机……它处于枷锁之中,却仍然在讨论保持自由的方法”以及“正是在你们所憎恨的无政府中形成了让你们能够挣脱枷锁的爱国的灵魂”。(25)卢梭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由无政府状态而来的对自由的热爱构成了波兰人民可以依赖的隐秘宪法;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种热爱自由的暴烈民风反而是波兰获得重生的障碍。另一方面,对立法者来说,仅仅发现民情最为核心的内容并不足够,尽管民情是贯穿始终的焦点,但必须在制度上确立维护、矫正甚至改变民情的方式。这一原则同样反映在《波兰政制》中,除了前两部分,剩下的全部内容无一例外都着重讨论各种制度。包括立法权、国王权利、自由否决权以及行政、经济和军事上的执行权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制度的讨论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也就是保持、矫正和引导波兰人民热爱自由的民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清楚理解卢梭所说的拱梁与拱心石的关系,一方面,所有制度的重心都指向如何维持和塑造隐而不彰的民情,另一方面,这些制度也不仅仅是“边边角角”,而且构成和营造了民情得以更新和改善的实践空间。
  因此,就立法者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立法者既没有至上的主权权力,也没有强大的执行权力,他所拥有的只是对人民之普遍意志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同时由于公意的核心和基础在卢梭这里指的并不是投票意义上的政治意志,而是特定民族在整体上的民情,因而立法者在理性和知识上的优越就体现为他对民情的深入体察和细致领会。正是基于这一点,立法者与人民的关系已不再是哲学家与城邦的关系,也就是说,立法的真正模型并不存在于洞穴之外,而就隐含在表面上纷繁复杂、流变不居的整体民情之中。
  人民的生活有其特质,立法者不仅要能够洞察它的“道理”,给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表述,而且要能够在制度上将这个“道理”化成肉身;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与政制才是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四、立法者与公民宗教
  尽管立法者相对于人民具有理性和知识上的优越,亦即民情蕴含在人民所践行的普遍生活之中,人民却不了解它,而需要立法者从整体上作出理解和澄清;但问题是立法者如何能够让人民接受自己对民情的理解和把握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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