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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最舍不得的是生命

更新时间:2005-11-21 01:42:19
作者: 张者  

  

  为人文中国作证 在中国各地的书房里,隐居着许多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他们的成就,我们“须仰视才见”,他们的生活,却是“万人如海一身藏”,但读者肯定像我们一样,渴望知道他们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是如何思索和生活,又是如何面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的。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个《文化名宿》的栏目。我们希望通过专访的形式,走近一批当代中国还健在的八十岁上下的文化老人,以期在这种具有历史备忘的重要意义的交流中,为人文中国作证。

  希望更多的文化前辈以及他们的家人、学生,能支持我们这个栏目的工作。

  ——《文化名宿》·题记

  

  在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四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四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九十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八十五岁上才分到房子。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 “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张,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半新着,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 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五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你躺在病床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的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你怕死吗?你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你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你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你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至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了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 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你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既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慌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要活不成,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是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 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

  

  我问:“在死之前你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你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你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是情人,你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你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你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你这样看重男女之情,你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得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 我与杨沫,“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你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你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你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十七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你家乡,直到八十年代才去世,对于她你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你能谈你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 我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你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你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七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你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

  “你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科书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你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你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你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像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得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你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够看看西方的书。”

  “你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你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是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你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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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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