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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黄锐:从传统村落到新型都市共同体:转型社区的形成及其基本特质

更新时间:2015-06-28 20:32:04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黄锐  

   内容提要:本文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能够完全转型为新型都市共同体的过渡型态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力图进行一种类型学的分析。以转型社会理论为底色,通过建构出“转型社区”这一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进而深入探讨转型社区在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质,并对转型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给予相关探讨和说明。

  

   一、农村城市化:传统村落“终结”与转型社区之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在快速发展,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城市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取得同步的增长。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的约束,另一个方面则与长期以来的城市化战略有关,即以小城镇为城市发展母体,在有条件的地区按照合理分布的原则,就地建设相对独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小城镇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换、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快,大城市的规模效应显现,作为小城镇建设经济基础的乡镇企业则逐渐陷入困局,开始出现市场竞争力降低、发展速度回落、经济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等问题。从21世纪开始,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政策被纳入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视野,并逐渐提升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开始把城市化比例的高低作为衡量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6.70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9.95%。若以年计算,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500万人,而城市化的年均增长率也高达0.97%。为此,城市化成为一种由国家和各级政府所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运动,表现为一种“政治目标”或“国家目标”,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也由此打上“被动”的烙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各个城市不断地在城市内部进行区划调整和城市动迁,而在城市外部则像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张,由此一来,城市近郊的村庄以“撤村改制”、“撤村建居”、“撤村并镇”和“村落合并”等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城郊村庄的土地为城市所吸纳,城郊村落的数量急剧减少。农业部在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编辑的《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表明,“1985年村委会的数量为940617个,到了1991年为804153个,1997年为739447个,2003年为678589个,2008年为603589个”。①根据笔者的测算,1985年到1991年中国每天消失的村落为62个,1991年到1997年每天消失30个村落,1997年到2003年每天消失28个村落,而2003年到2008年则每天消失41个村落。

   此外,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7年3月,民政部下发民函[2007]79号文件,决定从全国有条件的县(市、区)中确定一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用1-2年时间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活动。至此,农村社区建设逐渐提上国家重要日程,并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而各级政府则以其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城郊村落实现变革。比如,2010年6月份以来,首批通过“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的山东省诸城市,相继将1249个建制村撤销、合并成为208个社区,使得诸城市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县(市、区),进而开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全面改革的新时代。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导致乡镇企业失去活力,而新兴产业则逐步聚集到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大量的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城郊村落的老龄化现象十分明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国内劳动力移民浪潮,据推算,到2010年底,劳动力移民的数量已达2亿人左右。笔者2010年暑期在中西部地区大都市郊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大城市郊区的村落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占比为27.52%,有些地区的比例高达40%,而老年人口比例最低的也有18.8%。②笔者在调查中甚至还发现,许多城郊村落开始出现“空心化”或“空巢化”。在被访的家庭中,老人独自生活的家庭占45.8%,其中鳏寡独居老人占空巢家庭的32.6%。

   在此意义上,传统的村落社会正在发生波兰尼(Karl Polany)意义上的巨变。根据他的分析,“市场转型发生之后,土地成为商品,将人和土地相分离,从而破坏了人之居住的自然环境,并使失地的小农成为流离失所的乡村贫民;货币成为商品,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而人本身也作为一部分劳动,成为到处流动、随时买卖的商品”。③因此,农村城市化就像一个漩涡将城郊的土地卷进城市这个无底洞,土地成为商品,失去土地的人也在四处流动中成为随时可以买卖的商品,并在市场社会的逻辑下进一步完成“虚拟商品化”,而传统的村落社会则在此过程中因为逐渐丧失自我再生产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终结”。

   然而,就调查情况来看,这些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虽然在现代社会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已经实现了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转换(比如,摘掉村委会的名字,挂上社区的牌子),甚至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亦具有某些都市性(比如,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但是受到传统村落社会关系网络、政治结构、乡村世界的文化与价值观等影响,这些传统的村落并没有能够完全转向新型社区,即在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就地社区化、由传统村落转变为新型都市共同体。相反,这些社区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只有新型之名,却无新型之实,是一种处于发展中的“另类”社区。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伴随着国家权力系统和市场逻辑渗透,这一特殊“社会样态”社区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关系”网络等不断发生着复杂而激烈的变动,社区治理的问题突显。基于此现实,笔者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能够完全转型为新型都市共同体的过渡型态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命名为转型社区,力图以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探讨其基本特质,并对转型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给予相关说明。

  

   二、转型社区概念的建构及其主要内涵

   对于处于城市扩张过程中的边缘区域,国外学界普遍使用的是“城市边缘区”(Stadtradzonen)、“城乡边缘区”(The Rural-Urban Fringe)、“乡村—城市边缘带”(Rural-Urban Fringe Belts)、“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 Belts)、“转型区”(Zone in Transition)等概念。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erbert Louis)在研究德国柏林城市地域结构时提出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借以指涉这一区域人口的构成和变化。1942年,乔治·韦文(George S.Wehrwein)则对“城市边缘区”和“城乡边缘区”加以区分,特别重视城市向邻近农村的扩张。在他看来,城乡边缘区就是“明显的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的转变地带”,并且不仅涉及这一区域的人口结构,还应当对土地的利用模式进行分析。④与此同时,安德鲁斯(R.B.Andrews)提出“乡村—城市边缘带”的概念,即经济重心向外毗连城市边缘区的农业用地和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相混杂的地带。⑤罗宾·普里沃(Robin J.Pryor)则在1968年详细指出,所谓的城乡边缘就是“一种在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等方面发生变化的区域,位于连片建成区和郊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非农业住宅、非农业占地和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这一区域具有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高度高于周围的农村,而低于中心城区”。⑥

   与路易斯、韦文、安德鲁斯和普里沃等从现代城市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城乡过渡带的进路不同,英国地理学家康泽恩(M.R.G.Conzen)在1960年代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开创城市型态学的“康泽恩学派”。1962年,他在考察Newcastle时,指出城市边缘带发展的三种路径,即定型、扩张和巩固,并且赋予城镇边缘带以新的意义。在康泽恩看来,城市边缘带就是城市边缘的混合用地所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间隙,体现出城市边缘的不连续性。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城市边缘带表现出城市边缘的不连续性,有可能阻碍城市的增长,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可能跳出这些边缘区域。由于康泽恩在二战期间有过学习城市规划的经历,他后期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城市型态学与城镇保护规划的结合。后来,他的儿子迈克尔·康泽恩(Michael.P.Conzen)和学生杰弗里·怀特汉德(Jeremy Whitehand)等均继承此传统。

   至于“转型区”的概念则主要来自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欧尼斯特·伯吉斯(E.W.Burgess)提出“同心圆模型”(Concentric zone model)。在这一著名的“同心圆”城市空间结构模型中,在商业中心区(CBD)与工人住宅区(Working-class residential zone)之间的环状地带,被伯吉斯界定为“转型区”或“过渡地带”。⑦此后,无论威廉姆·托马斯(William l.Thomas)、伯吉斯还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者均以“转型区”作为研究重点,检讨这一区域的人群交汇、功能混合、观念冲突、利益博弈和制度摩擦。

   与国外相比,国内从事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学者最先注意到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近郊区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先后借鉴上述概念,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⑧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外的这些概念主要是在其城市演变历程中提出来的,大体上存在一种倾向,即认为城市边缘区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现象,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出现的。因此,部分中国的学者在早期使用这些概念关照中国的现实时,可能会忽视这一现象在中国的特有语境,即中国的城市化在宏观层面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运动,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的有意图行为,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化来体现的。⑨此外,这些研究倾向于宏观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空间的扩张,而相对忽视这一区域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些人口进入城市以后的都市性形成等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有一些人类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城乡结合部”或“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概念。所谓“城乡结合部社区”是指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总的特征就是亦城亦农。⑩其实,除了概念使用和视角转换上的变化之外,“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最为主要的贡献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即从宏大的区域研究转向微观的社区研究,由此可以更为深入地记录和分析近郊区域传统村落的终结过程,进而详细探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不过,有关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虽然有扎实的田野工作,也充分注意到社区经济基础、社会交往和权力结构的变化,但更多的是一种描述和叙事,对于中国社会大转型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变动机制则较为忽略。此外,作为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难以扩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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