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5-06-28 20:27:17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黄锐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空间转向,以空间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无疑有助于重新审视空间,把握和研究社会空间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内涵。与从“时间”和“空间”的二元对立中发掘空间的本体地位的路径不同,本文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尝试,试图从“空间”本身的理论建构出发,以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等之间的关系,切入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纵深,在系统梳理“空间”思想谱系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社会空间的现实状况,进而建构社会空间的一种理想图景,即在整合社会空间思想谱系与未来走向的基础上,力图推进一种开放性的实践空间的生成和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与论域的建构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跨学科的趋势逐渐形成,并开始出现了各种研究转向,如“文化转向”、“语言转向”、“空间转向”以及“身体转向”等等。在这些转向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空间”的华丽转身。一如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探讨现代美学的性质时所指出的:“空间结构,不管是在现代绘画、建筑、还是雕塑中,都已成为20世纪中叶文化的基本美学问题,就像时间问题(在柏格森、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中)是本世纪最初一二十年主要的美学问题一样。”(贝尔,1989:156)在菲利普·韦格纳那里,“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问题甚至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的中心(Wegner,2002:180)。并且,从韦格纳罗列出的对“庞大的和多种形式的”空间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中可以发现,从事空间研究的学者中既有社会理论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还有地理学家、建筑学家等。这些充分说明,空间转向已经成为西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议题。

   对于空间的入侵,都市社会学家的反应最为迅速和直接。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都市研究一方面表现为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开始自觉地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比如,亨利·列菲伏尔于1974年出版城市研究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曼威·卡斯特尔1977年出版的《都市问题》。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旨在以“空间生产”作为都市研究的起点,通过对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边缘、核心等一系列空间隐喻概念的阐释,检讨城市阶层的形成(Lefebvre,1991/1974)。卡斯特尔则在路易斯·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影响下,从结构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界定都市问题(Castells,1997/1977)。在他看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城市研究一再讨论的“城市文化”(urban culture)根本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都市研究所带来的进步则可以使我们澄清一些问题,甚至更正一些相当简化、无用的概念(夏铸九、王志弘,2003:186)。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界空间研究的“社会学化趋势”,如以戴维·哈维为代表的一批新锐人文地理学者逐渐超越传统的人文地理学,应用新的社会理论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从1973年开始,哈维先后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界限》、《资本的城市化》、《意识和城市经验》、《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等书莫不如是(Harvey,2010)。此后,一些新的研究议题开始出现,比如都市社会学当中有关区域性、地方感、视觉性、场域性、感性秩序和象征秩序等的研究(Scott,1982:141-156; Pred,1983;Tafufi,1979;Porphyrios,1985:16-21;Barthes,1986:87-98)。甚至可以说,这些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不断修正和丰富了有关都市空间的理论观点,甚至试图重构都市社会空间的研究范式,并且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极有助益。

   与此同时,空间也从都市经验研究中逐渐进入社会理论家的视野,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脉络梳理时间的优先性,以及空间的沉寂与兴起,进而力图在时间和历史的笼罩下发掘空间的本体地位,②比如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苏贾③(E.Soja)等。列斐伏尔通过考察“他者”的哲学基础,试图重建元哲学,开拓社会空间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进而开启三元辩证法的隐喻之旅(Lefebvre,1976)。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则要隐晦许多,他主要是在与一群地理学家、建筑学家和人类学家的交谈和一些相关演讲中来概括其有关空间与权力的论述(Foucault,1980,1986)。爱德华·苏贾则试图沿着“三种空间认识论”尝试回答“第三空间为何”,以及“何谓第三空间”等一些问题,进而完成其空间的本体论建构(苏贾,2004;索杰,2005,2006)。第二,从理论建构的层面,以空间作为核心概念,企图建构“批判旨趣”明晰的空间社会理论,进而形成空间社会理论的诸种研究范式。例如,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哈维和卡斯特尔的研究最为突出;④而安东尼·吉登斯(A.Giddens)对于空间与现代社会秩序之间的诸多复杂关联的论述、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Jameson)在都市文化视域下的对认知测绘美学的审视、皮埃尔·布迪厄对社会空间背后的符号资本地理学的发掘(Bourdieu,1977;包亚明主编,2001:292-314),以及让·鲍德里亚(J.Baudrillard)以符号学解码的方法阐释“超空间”、类象与仿真之间的关系等则显示了空间社会理论的新进展(贝斯特、凯尔纳,2004:152;转引自冯雷,2008b:166)。

   此外,随着都市研究的深入,以及社会理论家对于空间的重视,开始出现空间社会理论与都市空间研究的双向互动,并且“时间—空间”的关系尤其凸显。早在1981年,彼得·桑德斯就在《社会理论与都市问题》中,分别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乡村与资本主义的论述和马克斯·韦伯对城市与理性化的阐释以及涂尔干对城市与社会分工论的阐述中,对社会空间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全面而精彩的概述(Saunders,1981)。后来,马克·戈特德纳在列斐伏尔、卡斯特尔以及哈维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ce perspective)来考察都市空间在政治权力、市场资本以及符号暴力之网中的复杂变迁过程,并且试图构筑一种新的都市社会学(Gottdiener,1985;Gottdiener & Hutchison,1994)。乔治·本克和乌尔夫·施特罗迈尔于1997年编著出版的《空间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阐释》论文集,重点探讨时间、空间、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进而在后现代话语中阐发一种关于空间的社会理论(Benko & Strohmayer,1997)。直到最近,安德鲁·齐耶莱涅茨还希冀在继承马克思、齐美尔(G.Siromel)、列斐伏尔、哈维、福柯和苏贾等关于“时间—空间”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力图重建一种有关现代性的当代空间社会理论(Zieleniec,2007)。这些学者在“时间—空间”的关系中以空间作为都市社会理论的核心,无疑有助于从理论建构的层面重新审视空间,把握和研究空间在理论建构层面的内涵,或者说将空间视为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更为广泛的概念范畴。

   的确,关于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社会空间的理论价值,赋予空间在存在论上相对于时间的正当性,甚或在“时间—空间—社会”的“三元辩证法”中建立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等十分重要。⑤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分析路径所共享的前提是,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⑥如此一来,不仅容易形成以“时间”压抑“空间”的叙事逻辑,而且还会导致研究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空间从何而来”(或者说是如何将空间从时间和历史的霸权中挖掘出来)的问题,而对于“空间未来走向”的议题则缺少整体观察与宏观把握。这些不仅关系到都市经验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决定着社会理论建构层面上社会空间研究的学术品格与理论价值,甚至还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空间对于人类的知识探索与政治争辩所能够提供的某种积极而重要的理论洞见。

   为此,我们应当积极寻找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来拓展社会理论在空间研究方面的“空间”,续写空间研究的前景。首先,这一路径是面向未来“空间”的,或者说它致力于建构一种社会空间的理想图景。进入当代以来,社会世界的大转型对于“空间”的理论建构构成诸多挑战。比如,网络空间、全球空间以及后现代的“超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空间的认知,而导致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实践与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世界的政治前景的缺乏。其次,必须认真追溯“空间”本身的思想谱系。不过,追溯“空间”本身,并不意味着回到关于空间的论述,而是以当代的眼光回溯社会空间理论建构中的“真问题”。正如哈维所指出的:“空间是什么?这个哲学的问题必须要有哲学或语言学上的解答,而独立于其他任何事物。”(Castree & Gregory,2006:271)在此意义上,应当以开放的、辩证的姿态,检讨社会空间理论建构中涉及的本体论上的相对性与绝对性、认识论上的经验性与先验性,以及方法论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问题。本文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尝试,试图以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客观空间与主观空间之间的关系,切入社会空间理论建构的纵深,在系统梳理“空间”思想谱系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社会空间的发展脉络与现实状况,进而建构出社会空间的一种理想图景,即在整合社会空间思想谱系与未来走向的基础上,力图推进一种开放性的实践空间的生成和发展,为社会空间的理想图景寻找到合法性的理论支撑。

  

   二、从相对空间、绝对空间走向身体空间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空间观与宇宙观紧密相关,有关空间的早期论说更多地从本体论的维度展开。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在著名的原子论中,提出“虚空”的概念,“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1982:96)。其中,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存在,其根本属性是绝对的充实性,而“虚空”则是原子运动的场所。相对于原子的绝对性而言,虚空表现出相对性;相对于原子的充实性而言,虚空是非存在的,但非存在并不等同于不存在、虚空,而是如德谟克利特所指出的:“存在并不比非存在更实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1982:98)。因此,在德谟克利特那里,空间首先是相对的。

   与对相对空间的强调相反,柏拉图则十分重视绝对空间。他在《蒂迈欧篇》中讨论宇宙的本原问题时,曾经划分出三种类型,即理性原型、可感事物或摹本、载体。理性原型、可感事物或摹本是我们熟悉的,柏拉图在他早期、中期的著述中曾经反复提到,也多次进行过阐释,而载体其实就是所谓的“空间”,“不朽而永恒,并作为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感觉无法认识,而只能依靠一种不纯粹的理性推理来认识;很难成为信念的对象”(柏拉图,2005:35)。在此意义上,载体就是万物本源,是一种本来状态,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一如马丁·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曾经指出的,古希腊人的“空间”是从“处所”引申出来的,并不存在“空间”一词。但是,古希腊人的“处所”并不是近代空间意义中的“处所”,而是以作为事物本质的接纳者和塑形者而存在的(海德格尔,1996:65,转引自洪涛,1998:17)。我们可以认为,柏拉图对于空间的理解是对空间绝对性的强调,甚或是一种绝对空间和无限空间。

后来,德谟克利特的“虚空”概念为亚里士多德所继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uwen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93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