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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黄锐:“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5-06-28 20:27:17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黄锐  
在《物理学》第4卷中,他批评了柏拉图绝对空间的论述,而阐发空间的相对性与有限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质料”和“处所”同等看待,由此导致的一个逻辑是,物体能够进入它自己的空间。但是,物体是不可能进入自己的空间的,因为“在另一物体占有了这同一空间时,人们理解到空间是不同于存在于其中并相互换位的一切物体的”(亚里士多德,1982:92-94)。概括来说,亚里士多德对于空间的概念理解具体指涉以下四层涵义:第一,“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第二,“直接空间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内容物”;第三,“空间可以在内容事物离开以后留下来,因而是可分离的”;第四,“整个空间有上和下之分,每一种元素按本性都趋向它们各自特有的空间并在那里留下来,空间就根据这个分上下”(亚里士多德,1982:100)。

   直到中世纪为止,亚里士多德的相对空间和有限空间的论点占据着空间观的主流。随着天文学的革命,无限宇宙的学说逐渐兴起,而乔尔丹诺·布鲁诺作为无限宇宙学说的主要代言人,不仅明确肯定宇宙是无界限、无中心的,而且大胆断言宇宙中包含着无数的世界。不过,在近代初期有限空间和无限空间的论战中,科学家大都谨慎地维持传统的有限空间,鼓吹无限空间的则是一群狂热的信仰主义者,甚至连发明望远镜的伽利略也在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问题上保持着沉默,而笛卡尔的态度也极为暧昧(柯瓦雷,2003:79)。后来,笛卡尔的追随者亨利·摩尔大胆地承认绝对空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并且将物质和空间分离开来,以此恢复空间的绝对性与无限性,为后来的物理学、几何学研究开启了多种可能。

   到了牛顿,他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区分了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他认为:“绝对的空间,它自己的本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总保持相似且不动,相对的空间是这个绝对空间的度量或者任意可动的尺度,它由我们的感觉通过它自身相对于物体的位置而确定,且被常人用来代替不动的空间,如地下的空间的、空气的或天空的空间的尺度由他们自身相对于地球的位置而确定。”(牛顿,2006:7)牛顿之后,物理学乃至数学的空间概念与哲学逐渐分离。并且,由于时间和历史的决定性,空间逐渐淡出,甚至湮没在历史之中,而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的争论也随之隐而不显。

   当代以来,一种本体论的空间观正在兴起,并且逐渐突破单一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力图建构出一种新的空间观。哈维指出:“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绝对的,它就成为一个‘物自身’(thing in itself),是一个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存在。”或者,“如果空间是相对的,是因为物体存在且彼此相关”,那么空间就必须受到时间过程的束缚(Castree & Gregory,2006:271)。而在当代思想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是,“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2002:180)。在此意义上,一种挑战空间单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空间观开始逐渐涉及人类感知的多样性或身体经验,也就是空间的身体性或身体空间(the space of embodiment)。

   身体空间最早为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所重视。更准确地说,他试图把一切建立在身体行为、身体经验或知觉经验的基础之上。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实际上意味着在世存在的含混性:既不存在透明的意识,也不存在充实的实体,于是身体概念体现出身心的互动和交织,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是一种既包括肉身或躯体也包括心灵的整体性的存在。而身体各个器官之间不是机械的关系,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以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方式参与生活世界的建构。因此,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梅洛-庞蒂,2001:140)在此意义上,空间是一种身体化空间(embodied space),并且“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梅洛-庞蒂,2001:137-138)。

   后来,空间的身体性或者身体空间为福柯和列斐伏尔所关心。在福柯的全部著作中,从1961年出版的法文本《古典时期的疯癫史——疯癫与非理智》到1984年出版的多卷英译本论述《性史》,其核心都是对空间的身体性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不过,福柯较为消极地把身体当作空间的“约束与规训”的产物,即权力在身体中的铭刻。⑦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分析全景式监狱时他发现,首先,对身体的特定空间进行划分,通过规定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空间实现对身体的改造。在这种种空间中,每个身体都因单元定位和分割原则的使用而被安排在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对于每个身体来说都是固定不变的。其次,通过时间表的制定安排、对动作时间性的规定,以及对身体与相关动作姿势的规定来控制身体。控制主要表现在控制范围、控制对象以及控制模式三个方面:(1)在控制范围上,它不再把身体当作整体来看待,而是将身体“零敲碎打”为无数的部分、组织,对身体进行微分处理。(2)在控制对象上,它所强调的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即象征意义,而是行为的机制、动作的效能、动作的内在组织、身体与对象的直接相关性。(3)在控制模式上,它突出的是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作用于每一空间中的每一身体(福柯,2003:155)。因此,在福柯那里,整个身体空间就是被压抑、被宰制、被规训、被糟蹋的。

   与福柯对于“被训服的身体”(docile bodies)的论述不同,列斐伏尔的认识更接近于尼采和梅洛-庞蒂,即身体不是权力空间的铭刻,而具有主体性,或者说是一种“身体—主体”(Howarth,2006)。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对于“生产”的理解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强调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是将“身体的生产”置于他的理论架构的优先位置。在他看来,“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Lefebvre,1991/1974:170-173)。一方面,身体是空间性的,即在产生物质领域的工具与对象影响之前,每一个具有生命的身体已经空间化;而在进行身体的自我再生产之时,身体则只能在空间中得以展现。另一方面,空间也是身体性的,即在获得自我生产的丰富性之前,可以用身体的体验来想象空间,而通过身体实践获得自我生产的丰富性之后,身体与空间占有之间的双重关系将会构筑出自我再生产的新身体空间。并且,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不管它是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是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国家的?全球的?)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Lefebvre,1991/1974:405)。苏贾甚至指出,列斐伏尔的意图更为深远,即把身体提升到元哲学的中心位置,赋予了身体更多的空间想象。

  

   三、从经验空间、先验空间走向亲历空间

   如果说关于相对空间与绝对空间的争辩是完全脱离主体意志而考察空间属性的话,那么经验空间与先验空间的争论则试图从认识论的层面将空间对于主体的意义作为重点,进而寻求关于人的空间的知识或者是关于空间的人的知识。

   随着科学的兴起,古希腊的思辨哲学传统逐渐没落,近代哲学开始提出属于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比如心身二元论、唯理论与经验论。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指出:“一方面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清楚、分明的观念,即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而另一方面,我对于肉体有一个分明的观念,即它只是一个广延的东西而不能思维,所以肯定的是: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笛卡尔,1986:82)可见,笛卡尔关于“灵魂与肉体”的分立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实体层面上的心灵与身体的对立;第二,属性层面上的“思”与“广延”的对立。⑧由此,空间不是实体,而是属性,或者说除了作为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的广延以外,空间只不过是一种本质属性。

   受笛卡尔的影响,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G.Berkeley)等均沿着经验认知的脉络考察空间的意义。不过,与笛卡尔不同,洛克反对观念是与生俱有的、先天的,他提出著名的“白板说”,即人类最基本的知识或观念来自于经验,而经验就是客观世界的事物作用于感官的结果;没有感觉、经验之前的心理状态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上面并没有任何字迹,或者说没有任何观念(洛克,1997:68)。因此,在洛克那里,空间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和触觉获得的关于事物并存关系的观念,不过纯粹空间的各部分是物质实体的广延本身。

   洛克关于人类知识来源于观念的论点,以及观念可以通过视觉与触觉而为人类所认识的论述为贝克莱所认可。不过,贝克莱则试图从生理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空间知觉如何形成的问题。他认为,物体通过在视网膜中的投射被人类的视觉捕获,进而将其传达于人心之中,形成人类对空间的知觉经验也即人们的空间知觉。并且,除了这些无数的观念或知识对象,以及知觉和触觉以外,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指出还存在一个能感知的主动实体,即“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进而,他认为,它们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它们不可能在心灵或感知它们的能思维的东西以外有任何的存在(贝克莱,1973:21)。可以说,在贝克莱那里,空间是一种由诸观念联结而成的、复杂的体验,是一种被感知的主观现象,亦由此开启西方心理科学的先河。

   到了康德,他试图在以往的哲学基础上,综合出一种新的空间观——先验观念论,进而开启现代哲学之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认为,“空间是一个作为一切外部直观基础的必然的、验前的表象”,是“先验的阐明”(presentation),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康德,2009:65-66)。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3节中,康德利用左右手的现象论证“空间是感性的直观形式而不是自在之物的性质”(康德,1982:45-47)。他认为,就逻辑形式而言,空间的特征与感性直观或现象的特征相同,均为“整体先于部分,并使部分成为可能”,而概念或自在之物的特征为“部分先于整体,并使整体成为可能”,因此空间属于感性直观,是人们的直观的主观形式,不能等同于事物本身存在形式,并且也并非所有有限的存在者的直观形式都是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空间的先验观念性并不会与经验的实在性冲突(邓晓茫,2005:3-6)。

   作为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念建立集大成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面临着本我中心主义与理性中心主义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兴起,非理性主义由此在现代哲学中大盛。为了克服理性中心主义的危机,胡塞尔力图重建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先后提出“先验还原”、“先验现象学”、“生活世界”以及“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等概念,创立并发展现象学。⑨在这些概念当中,“生活世界”的概念尤为重要。一方面,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概念在胡塞尔那里获得了中心的意义,它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名称(倪梁康,2005:130)。另一方面,“生活世界”概念不仅可以深入批判西方理性主义的严重后果,并且还可以从中引申出“生活空间”或“亲历空间”(the lived space)的概念,进而超越“先验空间”与“经验空间”的二元对立。

所谓生活世界,首先“总是预先给定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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