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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5-06-28 16:43:06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使得农村中相对“剩余”的人口日益最多,生存压力也由此不断增加,为谋求生存而实现外出就业便成为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以充分体现。

   经验研究也表明,人地关系越紧张、生存压力越大的地区,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机就会越强烈,生存理性选择就越主动、具体。但是,笔者认为,相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而言,社会制度等结构性的压力似乎更具有“冲击力”。因为自然环境形成的压力往往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它比起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而言,具有更强烈的“惰性”(文军,2000b)。因此,久而久之生活其中的个体,由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感”将有所下降,从而变得慢慢适应以致无视于这种压力的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却不同,它是人为造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突变而成的,这种压力从它诞生时起,就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尽管由于制度规范的强大,人们可能会一时忍受制度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规范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良性运作,但这并不等于制度对人们的压力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压力潜伏在社会结构之中,迟早会爆发出来,一旦结构性压力有所松弛,便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迅速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为建立新的制度规范打下基础(文军,2001)。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生存压力却直到80年代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松弛以后,才形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现象(事实上,在1949-1979年这段时期里,结构性的压力一直存在,而且在中国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为冲破这种压力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只是由于结构性压力过分巨大,那种企图突破压力的理性选择行动,相对来说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在结构未有任何松弛之前,还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反结构动力以突破原有的制度规范,因此,生存理性选择表现的更为强烈)。

   但是,仅有这种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还无法说明,在资源环境压力存在而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压力不存在或很少的情况下,为什么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现象。比如,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就已经突破1亿了,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了,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人地关系变得更为紧张,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温铁军,2001:186),而扩大农民从总体上却选择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究其原因,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农民在资源环境的压力下首先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社会理性(追求满意与合理化)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即使遇到灾害也能确保全家生存,在此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注: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按照所谓的“经济理性”,似乎这一点很难理解。但由于中国农民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更多的不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是作为家庭甚至家庭的一员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的,虽然过密化造成了边际报酬的递减,但从维持全家老小生存糊口的角度来看,只要能换得总产量的提高,就是值得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避害第一,趋利第二,也就是说,只要还有口饭吃,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入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Scott,1976)。因此,就此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的问题,只不过这种生存理性选择不只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一个个家庭或家族的,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却又没有选择外出就业。因为在制约他们进行理性选择的众多因素中,“生存压力”所产生的问题显然是首要的,因此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本身就是“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强烈表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社会理性选择”方面。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仅从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方面来寻找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动因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还无法彻底解释为什么传统农民宁愿选择走“过密化”的道路也不外出寻求新的生活空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生存压力”已大大减弱的今天,农民却要选择外出就业。尽管有学者从宏观的文化层面上给予了阐述,认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他们还更多地被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黄平,1997;黄宗智,2000),但这还不是终极原因。因为在笔者看来,文化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身就是一定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才得以表现。既然这样,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这种“自我剥削”(Chayanov,1986;黄宗智,1994)文化的产生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微观的层面上更好地找到对这个问题的恰当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农民的“社会理性选择”。

   前面已经谈到,我们将理性选择划分为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笔者认为这种划分对于进一步解释农村人口外出就业的原因、流向和类型等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仅从生存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只是触及了农民外出就业最初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普遍化与快速化,单从生存角度来寻求解释已无法说明当今为什么有些农村社区在解决温饱(生存)问题之后,还一如既往地要求外出或转移。显然,今天的农民具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从理论上讲,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性条件下,中国农民作为有目的的行为主体都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相反,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他们总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不断地试错、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行动着(黄平,1997:81)。事实也的确如此,80年代以来,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从乡镇企业到外出打工,中国农民一步一步地通过自己有目的(其压倒一切的就是求生存)的行为,逐渐在有意无意之间改变着行为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改变着资源的组合方式。因此在这种理性下所做出的种种选择,首先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生存。

   但是,随着生存压力的减缓,农村人口外出就业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就是农民不仅存在着“生存理性”,而且还存在着“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文军,2001),对新生代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已经或即将外出就业的农民,虽然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的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生存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但是,对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再加上城市化的加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而一如既往地游离于乡村之外,这种行为是不难理解的(Scott,1976;Popkin,1979;黄宗智,1994;黄平,1997)。因此,在这里,“社会理性选择”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择,社会理性选择似乎更具多样化,它促使农民在决定外出就业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和“合理”的标准。而这种“满意”和“合理”常常是不确定的,它与个人实力、资源价值、对资源信息的控制分布以及外出行动的后果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生存压力还不是足够大时,对于那些已经外出就业过的农民来说,继续外出就业的意义就远不是某些学者用“寻求生存”所能概括的,或许对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或者相对富裕的地区,即使生活得并不是很好(可能找不到工作,承受比留在乡村更大的生存压力)也比在乡村过着“过密化”的生活要强(这充分反映了行动后果对理性选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他层次的需要将会凸显出来,而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一定范围内,农民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的部分生存安全保障。社会理性选择由此比生存理性选择体现得更为强烈,并成为主宰农民外出就业的主导动因。

  

   五、简短的总结

   最后,笔者试图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观点和本文所作的主要分析,对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根本动因作如下简短的总结:

   1.总体上看,农民外出就业是理性行动的表现,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之所以大规模发生,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李银河在其论著《生育与村落文化》中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她指出:中国传统家庭本位的文化主要关心的是家庭繁衍扩大,这必然导致多生。在自然界中,每一种动物都占据一定的领土和空间,凡资源占有率高的种类,生殖率必低,而资源占有率低的生殖率必高,否则难以生存。中国传统文化里提供生育的内容,实际上是弱者最低限度地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体现,这也恰是中华民族以及其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曾被灭绝的重要原因(具体内容可参见李银河,1994)。)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过密化”的道路,其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村人口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且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是由于生产力过于落后,生存压力过大而使得传统农民还无法超越生存理性选择而进行经济理性选择或社会理性选择。

   2.从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那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因生存压力而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是首要的,只有在生存压力足够大,且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才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把农民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当作一种“推力”的话,那么,城市或富裕地区表现的种种“魅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无论多么巨大,假如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一拉”模式也是很难奏效的。因此,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外出就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力与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效力还得借助于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

   3.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表现,他们在具体行动过程中一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见图2)。(注: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逻辑顺序,在时间—空间上,并非人人都会遵守这种顺序,在做出理性选择时依次走完全过程。有时,有的人可能在做出生存理性选择之后,直接表达的可以就是经济理性选择原则,而不仅仅是社会理性选择原则。)在农民外出就业发生初期,往往更多表现的是生存理性选择,随着外出寻求就业次数的增多和时间的拉长,社会理性选择和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制度性条件松动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就业的动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

   4.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要变成一种现实,不仅要受生存压力的影响,也要受传统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性安排的制约,而且,还要考虑其流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包括预期和未预期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是否高于其滞留在乡村的“过密化”生活方式,以及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的大小。由此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流出条件已基本具备的历史环境下依然选择了滞留于乡土,其主要是因为受生存伦理和乡土情结等传统文化的支配力远远超出了其经济理性或社会理性选择的驱动力,生存理性选择更为突出;1949-1979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外出或转移,主要原因是受制度性安排的影响,农民的理性选择为政府行为所替代;而80年代以来形成的“民工潮”则既是广大农民在长期以来的生存压力下对原有结构性格局和规则的一种突破,也是农民理性选择行动多样化得以充分展示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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