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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更新时间:2015-06-28 16:43:06
作者: 文军 (进入专栏)  
其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一种目的性的、有意图的行动。其基本假设的出发点是“理性人”,而不是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社会人”和韦伯科层理论的“组织人”的假设,(注:科尔曼(J.S.Coleman)认为,“社会人”的假设把社会规范作为理论的起点,人只是社会系统中已被社会化了的元素,他只是被动地按照社会规范行动;同样,“组织人”的假设也是侧重对组织结构和角色分工的分析,它忽视了对组织中个人动机和利益结构的分析。)更不同于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理性人”的假设的基本内涵是指“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Coleman,1990:15),而这种“效益”并不只是局限于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它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等众多内容。其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此外,与经济学理性选择不同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更关注的是众多个人的理性选择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结果(Hechter,1997:192-194)。可见,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是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的。不仅如此,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性假设还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二是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三是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

  

   三、一般分析框架与解释模型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使其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为广泛的社会行为,其特征可归纳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注: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的理性选择论所要解释的社会行动并不包含那些不具有目的性的感情行动和不具有社会性的私人行动。)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这一基础上的(但它对系统行动的解释并非仅仅以个人目的为原因),其基本原理主要来源于以整体论方法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博弈理论以及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有学者甚至干脆把理性选择理论称之为一种交换理论)等。因此,在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争中,科尔曼主张采用个体主义的方法。(注:因为在科尔曼看来,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是对一个系统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行为进行分析,因而忽视了系统的内部层次,特别是忽视了个人行动层次而缺乏解释力,而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的,它可以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其关注的重点是行动者。因为行动者的行动都被看作是有目的或意图的,也是有价值偏好和功利性的。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并不关注这些偏好及其来源是什么,而是着重关注由行动者的选择体系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的事实(Ritzer,1996:401)。因此,科尔曼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

  

   图1.农民外出行为的分析框架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是由行动者的目的或意图引发的,但它至少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资源的稀缺程度。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以及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而且拥有许多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也相对容易些,相反,资源较少或没有资源的人,其目的达成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二是社会制度。制度约束可以提供积极与消极的制裁措施,以鼓励某种行动和削弱其他行动(Ritzer,1996:402)。这是因为任何行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社会交换系统,社会系统和结构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和交换行动形成的,它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问题,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会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实力的行动者(即农民)在相应资源中所具有的利益及其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即“资源价值”。行动者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Friedman & Hechter,1988:201-216);二者行动者的个人实力状况,它存在于他所控制的资源价值和信息之中;三是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及其分布状况,即“控制分布”,农民外出就业行动发生以前,其控制分布受制于个人实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而行动发生之后,资源信息与个人实力状况又决定了其后续行动中的控制分布状况;四是行动的后果,即农民外出就业的后果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个人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且还决定了这一行动是否还会持续发生,这依赖于行动者对行动后果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Coleman,1990:1075)。图1就是笔者根据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制定出的对农民外出就业行动的一般分析框架。

   这个一般分析框架可以同时用于对个人基本行动和系统行动进行分析和预测,如果我们已知资源与信息控制在行动前的控制分布状况,便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每个行动的价值大小,进而可以推论出行动者对整个行动的控制程度以及行动的结果。同样,如果已知行动前和行动后资源与信息的控制分布,那么就可以由图1的反箭头方向推论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他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价值,以及行动者最终所取得的效益状况。

   然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宗旨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涵盖一切理论观点的抽象理论(尽管科尔曼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社会理论的基础”),而是为了将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如权威理论、组织理论、交换理论、社会规范理论等)引入到理性选择的模型中,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实证性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模型。因此,根据上述的一般分析框架,如果把分析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在行动者“理性选择”上(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寻求这种选择所受制的因素),我们便可以列出便于我们量化分析的各种数学解释模型(Chang,1993;Becker,1976;Friedman & Hechter;Homans,1974)。例如,下列数学公式就表达了一个具体的理性选择行动发生的条件(Chang,1993:246):

   V=BP-P'C

   If Vi>Vj,then Vi is chosen

   说明:在上述公式中,B相当于行动者从预期行动中获得的预期效益的主观价值;C是和行动者相关的预期代价的主观价值,包括行动者预期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惩罚;P是行动者估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P'是行动者估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V是估计其预期的行动的纯价值(i是指某项行动,而j是指其他的行动选择)。

   很显然,这一解释模型受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较大,尽管如此,它与前面的一般分析框架具有内在的相通性。行动Vi(如农民外出就业)的发生无疑要受到个人实力、对资源信息的掌握、控制分布和行动后果四种因素的影响。行动的预期效益(即B)和预期代价(即C)的大小是由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与评价决定的,而行动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即P与P')与行动中的控制分布及行动后果直接相关。从总体上来看,在行动估计获得成功或遭受失败的可能性一定的情况下,个人追求效益最大化动机越强烈(即B越大,C越小),行动发生的概率(即V)也就越大。具体到农民外出就业行为上,我国学者开展的许多经验研究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陈阿江,1997;谭深,1997;黄平,1997;邹农俭,1998;Yaohui Zhao,1999)。例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经过大量实证调查得出,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一定的前提下,农村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表现为权衡外出就业的利益和风险的理性行为。当外出就业的经济收益高于本地就业利益、劳动力要素的外出边际收入大于本地劳动边际收入,农户家庭就可能选择外出就业(“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组,1997)。(注:该课题组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多因素分析,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经济学的“利益”收入,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模型也主要是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模型。但其所列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行为的因素:预期收益、资源与经济条件、劳动力素质、外出费用、体制和政策因素,却带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而且与我们前述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一般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通约性,因为这些因素都可以化约到一般分析框架的四个要素中去。)

  

   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农民理性选择的跃迁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社会学中,理性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因为它对“理性选择”的基本理解就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有界的”,在众多的“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最优点,即只能取“满意解”。因此,在具体的理性选择过程中,满意准则和合理化便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笔者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作“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而不是“经济理性”中寻求利益的最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表现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其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行动者只能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之中寻求一个满意解,而实际很难达到最优。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理性”是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理性”表现,是“理性选择”的更高级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笔者再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观点引入一个“生存理性”概念,因为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

   这样,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假设,我们实际上可以把人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且,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决定农民是否外出就业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理性选择。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如过密化),是更为现实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出现大规模、长时间的外出就业是“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农民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社会理性选择”跃迁过程中,“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

首先,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农民外出就业最根本的动因,也是当今中国民工潮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而“生存压力”既包括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也包括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而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的紧张,即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的生产资源难以创造出维持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劳动成果。不仅如此,耕地面积的递减,劳动力数量的递增,生产手段的不断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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