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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说“超隐喻”

更新时间:2015-06-28 12:20:18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我与藏策从无一面之雅,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个大学任教,但是他的文字却很早就拜读,十分赞赏。他的“超隐喻”思想,一直让我沉思,经常有所联想。现在藏策的文集即将出版,我想借此机会说说我理解的“超隐喻”。

   什么是隐喻?隐喻就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有两个所指――字面的,喻指的,例如皇帝的袍子,上面绣了龙的图纹,第一所指是一种神话中的动物,第二所指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这两个所指之间的关联,使比喻分成很多类:明喻,隐喻,提喻,转喻,象征,双关,暗指等等。我这里说的是最宽泛的定义,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说是隐喻的变体。

   西语Metaphor,既是总称“比喻”,又是小类“隐喻”,本来就乱,无怪中文译名更加混乱。我们抛开西语不谈,中文里,总称应该为“隐喻”,而不叫“比喻”,不是因为修辞学或符号学书上说的,隐喻不用像似词,“喻”而“隐”之,而是因为使用者大多并不感觉他们是在“一物比一物”。臣子口称天子,并不觉得天子是个隐喻代称;大臣伏呼“陛下”,并没有觉得这是转喻;太监声声“老佛爷”,并没有觉得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小民高呼“万岁”,不觉得万岁是个不可能的提喻。这些词自然而然指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喻指行为本身被隐藏起来。

   如果隐藏的原因是“天理人伦”之类,一个隐喻就变成“超隐喻”。藏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其构成不容质疑不可追问”。

   因此,我认为“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我试用轶事来俗讲一下:史传朱元璋让封王的王子,在一排溜儿高僧中自己挑一个带走,给他们诵经荐福。高僧们个个想攀王子以求富贵,燕王朱棣走过道衍(姚广孝)跟前,道衍轻声说:“我给殿下一个礼物,一顶白帽子”。朱棣吓了一跳,赶快指斥并且走开,但是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把道衍请到大都。以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没有道衍这个拆字破解隐喻,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天津,藏策兄也就要另某高就。那么朱棣何必吓一跳?因为超隐喻是不能点穿,不能“说白”的。一旦说“白”,就要出大事――因为隐喻的“不可追问”,天法自然,受到了破坏。

   那么使用隐喻者的心里明白吗?连半文盲朱棣都明白道衍何所指,何况他人?这时用不到引《詩经》“丕顯成康,上帝是皇”;用不到用《说文解字》订正“皇,从自(始)从王”,只消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这条天理就行了。

   超隐喻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不能说穿”。中国古人,一步不差事事遵循儒家伦理条规的,绝对不会是大多数:如果是多数,就不用大力推行,童蒙训练,一生苦读了。所以我赞同“知难行易”:行为上不遵循超隐喻,违规者之多,罄竹难书,书上也懒得记录,叹一声“人心不古”就算了,意识形态比法律更不能责众。但是敢点破超隐喻,说出写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两千年只有李贽一个人。超隐喻只能用喻,不能点“隐”。隐,实为语言之隐,文字之隐,这个文本间性,恰好是言说的禁忌区。

   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藏策在本书中,将他的理论用于楚辞分析,摄影分析,小说分析,社会分析,我读后大感过瘾。尤其是对“现实主义”这个当代超隐喻的细细剖析,非常到位,如他自己所说,“得心应手”。

   但是我还想多看到一些论述,这个题目,值得再做更深入的论述。因为,我非常同意藏策说的,“没有必要跟在各领西方风骚三五年的主义疲于奔命”。只要借用成果,搭起平台,我们的理论家会有自己的产品。

   2007年1月12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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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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