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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更新时间:2015-06-28 12:17:26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近20多年来,许多领域经历了“叙述转向”。从历史学、心理学开始,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叙述转向,甚至经济学、法学、人工智能等“准科学”,都开始采用叙述分析作为研究模式。这个转向对当今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人类如何把经验转化成知识,更是关系到人类心灵对自身活动与身份的基本态度。本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为此,本文试图提出“最简叙述”定义,提出几种根本性的叙述分类方式,并且试图提出无论哪种叙述都遵守的几条原理。

  

   一、关于叙述转向

   “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运动,它既没有明确的起点,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科目中发生的时间先后错落;也没有领袖人物,只能说不约而同地暗合。但是,今天回顾,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潮流,或许能说是一个并非偶然的历史潮流。

   很多人认为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利奥塔只是提出人类知识可以分成“科学知识”与“叙述知识”两大类,影响最大的是他给“现代性”意识形态一个奇怪的称呼:“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创造了一个人人乐用的时髦批评术语[1](P78)。其实,在利奥塔之前,萨特已经开始强调叙述之意义,他认为人的生存等同于讲故事:“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2](P12)而巴尔特强调叙述跨越人的各种活动:“人有可能不断地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注进叙述里……在阅读一本小说时,能点燃我们的激情的……是意义。”[3](P295)

   但这些都是批评家个人超前的见解。叙述学从20世纪初开端,近80年之久一直没有超出小说范围。当然,人们都意识到许多领域(例如历史、新闻)都是叙述,但作为叙述,它们似乎“自然”的不必进行研究。巴尔特说“叙述并不表现,并不模仿”,指的是小说,新闻和历史明显是表现,是模仿,所以不能与小说相提并论。

   最开始自觉地用“叙述化”改造一个学科行动的是卡波提,他在1966年的《冷血》中开始提出了“新新闻主义”,即所谓主观性新闻与“非虚构小说”或报告文学,成为小说与新闻的中间体裁。这个流派改变了新闻学,却没有影响到叙述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

   真正的叙述转向,应当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开始,一般都认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开创了用叙述化自觉地改造历史学的“新历史主义”运动。此后,闵克、格林布拉特、丹图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趋势,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闵克在1987年的著作《历史理解》中清晰地总结了历史学叙述转向的基本点。这个运动的成果与争议都广为人知,其影响溢出历史学,冲击了整个人文学科。

   叙述转向发生的第二个重要领域是心理学。1987年,布鲁纳在两篇重要论文《生命与叙述》[4](P11-32)、《现实的叙述构建》[5](P1-21)中,提出了“没有叙述就没有自我”这个重要命题。布鲁纳在认知心理学上的工作首先在教育学中得到响应,其影响之大,使布鲁纳成为这个领域的“元老”,2007年,奥尔森的著作《布鲁纳:教育理论中的认知革命》对布鲁纳的贡献做了出色的总结[6]。泰勒的《跨文化研究中的自然探索》一书,发现“叙述法”在科学教学中都非常有用,此方法把文化对学习的影响考虑进来。教育学大规模的叙述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潮流,恐怕教育学是至今为止中国学界认真考虑叙述转向的唯一学科[7]。

   社会学家普伦默1983年创作的《生活文件》开创了记录叙述方式的社会学新研究法。至今,普伦默依然坚持叙述法,例如,1995年,《讲性故事》一书对同性恋的研究被认为具有突破性意义,非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社会学的范围很广,叙述转向对社会调查和救助领域冲击极大,尤其是关于苦难病痛的讲述,自我建构就成为救助的关键。叙述把“生活经验”转化为建构自我的有效手段。叙述转向甚至进入非常专业的领域。一些社会工作者开始盛赞叙述转向,认为叙述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权利表现,也是一种解放力量,可以让先前被迫沉默的阶层“获得声音”。

   叙述转向在法学中的发生,应当说是最为惊人的,因为法律一向以依据事实量刑为己任。布鲁克的著作《恼人的供认》把法庭上各方关于犯罪的叙述比拟于文学叙述。讨论法学中叙述的著作,绝大部分只是把法律叙述与文学叙述对比,这也许是因为文学热衷于描写法庭场景,但法学本身的叙述转向的确还有待深入。

   叙述转向在政治学中的发生,也很有趣。政治策略从有天才政治家掌握的复杂韬略,变成容易操作的方法。霍顿在论文集《文学与政治想像》中,以文学叙述作为政治的样本;罗伯茨的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理论与叙述转向》总结了这方面近年的发展。美国民主党竞选战略顾问卡维尔甚至提出:“叙述是竞选的钥匙。”他认为2004年克里败于布什,是因为“没有能(把政策)形成叙述”[8]。

   叙述转向最终在医学中发生:进入科学,应当说是叙述转向成功的最终证明。讲故事被证明有治疗作用。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特曼也被这个效用所吸引。他特地为《文学与医学》刊物撰写了著名论文《叙述及其后果》。有的医学家甚至为叙述转向找到了科学根据:芝加哥的心理医生麦克亚当斯认为故事构筑的“个人神话”,是最有效的自我治疗,为此写了一系列用叙述进行心理自疗的普及读物《我们藉以生活的故事》等和许多专业文献。近十年叙述转向最有戏剧性的发展,可能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本来人工智能是强烈科学化、逻辑化的领域,但叙述转向使人工智能专家发现,在这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模仿人的头脑讲故事的能力,大量文献与多次国际会议,使叙述与人工智能融合成一个特殊学科分枝——“叙述智能”[9]。

   在若许多学科发生的“叙述转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词包含了三层意思:1.把人的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尤其明显);2.用叙事分析来研究对象(在历史学中尤其明显);3.用叙述来呈现并解释研究的发现(在法学和政治学中尤其明显)。应当说,这三者的对象、研究方法、呈现方式是不同的,但若要在具体领域中分清它们,却相当困难,只能说不同学科重点不同。

   叙述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形成声势,最近开始出现从哲学方面综合研究各种叙述的著作,如,心理学家布鲁纳2002年的《编故事:法律·文学·生活》、雷斯曼2008年的《人类科学中的叙述方法》。

   有人提出小说中也出现了“叙述转向”,这个说法似乎有点自我矛盾,小说本来就是叙述。提出这个观点的批评家指的是近30年小说艺术“回归故事”的潮流: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先锋小说派别,反对巴尔扎克式的故事,强调对“物自身”的描写,严重忽视情节。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小说开始回到叙述。在法国,主要标志是图尼埃作品的风行:图尼埃特别擅长重写旧有传说故事,独创一番局面。在英语世界中,讲故事的好手如美国的罗丝、德里罗,英国的麦克尤恩等。小说研究者的眼光,也开始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罗布格里耶等先锋作家转向“经典性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亨利·詹姆士等,以及侦探小说、冒险小说等类型小说。

   二、叙述转向与其他“转向”的关系

   后皮亚杰时代的心理学,自称经历了“语用转向”、讲述转向,甚至一度把“存在”称为“文在”,而法律上有过“阐释转向”但最后归结到叙述转向,因为叙述包含了所有这些成分。而最重要的是叙述转向与所谓“伦理转向”的关系。有不少学者指出,只有用叙述,才能在人类经验中贯穿必要的伦理冲动:叙述的目的是意义,但首先是道德意义。

   叙述转向,与同时出现的其他转向(尤其是“伦理转向”)是什么关系?怎么会有那么多“转向”同时发生?实际上这是同一个转向的几种不同说法。这听起来这有点奇怪:叙述转向似乎是个形式问题,伦理转向是内容或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叙述化,才彰显了伦理问题。1995年,文学批评家牛顿的名著《叙述伦理》已经提出两者的合一。这点在神经心理学家加扎尼加2005年的著作《伦理头脑》中总结得比较清楚。这本书跨越了科学、哲学、人文学的界限,引起广泛的轰动。叙述学家费伦在与中国学者唐伟胜的对话“伦理转向与修辞叙述伦理”中,也提出这两者是同一个转向的两个方面。费伦指出:读者的伦理判断是阅读(读者的“叙述化”)过程中不可能减省的部分。

   可以看到,从叙述转向中得益的科目,基本上都是以追求“真相”为己任,也就是不可能摆脱伦理考量的科目。关于“真相”独立存在的观念早就过时,但一般心理学、历史学等,依然认为被追寻出来的“真实性”中包含着“有效性”。当社会学变成“讲故事的社会学”,叙述就成了直接建构自我的手段;真相有效性问题,也就被自我的有效性所替代,“真实性”就变成了“故事的可信度”问题。

   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方法,是量化的调查,其支撑理论是实证主义,认为世界是一种客观现实,人作为认识主体,渐渐总能接近这个客观现实,其原因是语言作为研究工具,本身是透明的、中立的,能够指涉客观世界的:语言转向的根基建筑于此信念。

   叙述转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生存方式无法经由语言来掌握,因为语言无法超越经验的历史性,而历史性本身就是叙述性。怀特说:“叙述作为一种形式从来不是中立的。”叙述转向召唤一种新的具体化,语言的具体化,通过叙述,才能获得把握存在经验“有意义地联系”的方式。为什么叙述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叙述不可能“原样”呈现经验事实。在情节化过程中,意识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生活经验的细节之间本是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弄不懂”的事情,所谓“叙述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述性”,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情节化”地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

   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一个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为获得了时间中的意义,叙述就起了一般讲述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叙述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用哲学家顿奈特的话来说:人脑不是按计算机的方式构成的,而是按讲故事人的方式构成的[10](P23),叙述本质上是人与世界的中介,即叙述给予存在以意义和可掌握的时间形式。

   “计算机”与“讲故事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叙述性认知试图理解的是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人类行动是过去的经验、当下的情境压力和预期的目标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行动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完全重复。环境问题研究学者指出,叙述才能凸显环境问题中的道德问题,靠科学或经济学的量化研究,永远无法解决为何要保护环境这个伦理问题[11]。

   科学式认知关注的是自然客体,是社会行动中的共同一面,叙事性认知则专注于每一行动的独特性。所以,叙述性思维通过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将之放在特定的时间脉络中,抓住的是人类经验中意义的丰富性和微妙差别。这是无法通过概念界定或者抽象命题来表达的。只有叙述才能做到这一点:情节将特定行动的诸种要素连为一体,构成道德意义。叙述性并不提取抽象原则,不可能把意义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因为人与世界的特殊联系植根于个别故事的体验之中[12](P4-13)。

由此,某些论者认为叙述转向是“二十世纪语言学范式相继更迭的结果: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经典叙述学)、生成叙述学(文本语法)、语义学和语用学(言语行为理论)、文本语言学(会话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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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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