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更新时间:2015-06-28 12:17:26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批评话语分析),到现在的认知语言学(认知叙述学)”[13](P44)。这话实际上是说叙述转向是语言转向的最新一环。我个人认为认知理论与叙述理论已经超越了语言学,叙述转向与伦理转向的密切结合就是明证。叙述转向实际上为被后现代理论所摧毁的自我找到了一个替代品:自从后结构主义把主题视为零散碎裂不可复原之后,学界进入了一个虚无主义时代,无主体的话语成为虚空中的声音,而后现代人的自我也就无从整合。叙述转向后,至少自我现在处于叙述的中心,叙述给了自我暂时立足的一个支撑点。哪怕叙述无法够及“真理性”,至少叙述为人构筑了一个从自身通向世界的经验形式。这个“后门进来”的自我,至少比完全没有着落的破碎主体令人有一些依持。

   虽然故事内部情节的前后一致并非世界的规律性,但至少能成为想象或行动的一个凭据。叙述形式取代论辩,成为道德变迁的主要方式。哲学家罗蒂在近20年前出版的《偶然、反讽与友爱》中就看到了这层转变的重大意义:基于“客观真实”的分析方法已经无法处理当代文化的困境。他所谓的“友爱”,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接近社群主义,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而要在当代社会达到这个伦理目标,只能通过“类似普鲁斯特、纳博科夫、亨利·詹姆士小说”的叙述。[14](Pxvi)这恐怕是现代思想界对叙述寄托的最大伦理希望。

   三、叙述转向对叙述学的挑战

   声势浩大的叙述转向,应当是历史悠久的叙述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契机,从目前局面来看,反而给叙述学带来了难题。

   所谓“新叙述学”,又名“多种叙述学”,意思是把小说之外的叙述也作为考察对象。但是“新叙述学”有没有准备好为如此多样式的叙述,提供崭新的定义,以一套有效通用的理论基础、一套方法论以及一套通用的术语来涵盖各个学科呢?应当说,这个任务只有叙述学才能完成。叙述学,不管现在自称新叙述学、后经典叙述学,还是后现代叙述学,都必须迎接这个挑战。但叙述学家有迎接这个挑战的愿望吗?对此,叙述学家各有不同的回应方式。赫尔曼在为《新叙事学》一书写的引言中认为:“走出文学叙事……不是寻找关于基本概念的新的思维方式,也不是挖掘新的思想基础,而是显示后经典叙事学如何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15](P18)这位新叙事学的领军人态度十分清楚,所谓“后经典叙事学”依然是小说叙事学,只是需要从叙述转向“汲取养分”。

   弗卢德尼克在专门讨论叙述转向时,态度几乎是无可奈何的容忍,她说:“非文学学科对叙事学框架的占用往往会削弱叙事学的基础,失去精确性,只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叙述学的术语。”因此,“叙事理论不应该一味反对将叙述学术语应用于不同专业。”[13](P40-41)本文的看法正好相反:叙述转向是我们终于能够把叙述放在人类文化甚至人类心理构成的大背景上考察,小说叙述的特殊性才易彰显,因此,叙述学(包括小说叙述学本身)变得更为精确了,在广义叙述学建立之后,将会是小说叙述学“比喻地使用术语”,这才是正常的。

   如果有意如此,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叙述的定义,“扩容”—涵盖“转向”过来的许多新型叙述。新叙述学的领军人物之一费伦斩钉截铁地表示:“叙述学与未来学是截然对立的两门学科。叙述的默认时态是过去时,叙述学像侦探一样,是在做一些回溯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实在已经发生了什么故事之后,他们才进行读听看。”[16]阿博特为《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做结论时也强调:“事件的先存感(无论事件真实与否,虚构与否)都是叙述的限定性条件……只要有叙述,就会有这一条限定性条件。”[13](P623)

   他们是在坚持小说叙述学的边界,而要建立广义叙述学,就必须打破这条边界。远自亚里士多德,近到普林斯,都顽强地坚持这个边界,为此不惜排除最明显的叙述类型——戏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与叙述对立,因此戏剧不是叙述。两千三百年后,1988年,叙述学家普林斯在《叙述学辞典》中提出过对叙述的最简定义:“由一个或数个叙述人,对一个或数个叙述接受者,重述一个或数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但普林斯接着提出附加条件:因为叙述必须是“重述”,而戏剧是“台上正在发生的”,因此不是叙述;因为要排除三段论,所以这些事件“逻辑上不能有必然联系”;因为要排除“不相干事件”,又提出“事件必须有延续主题,构成一个整体”。这样一来,定义原先的一条变成了四条[17](P58)。下文会说到,排除“正在发生的戏剧”,也就排除了影视、电视广播新闻、电子游戏等当代最重要的叙述样式。

   有的叙述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端犹豫,其结果是自相矛盾。阿博特在本文上引文章中坚持认为,哪怕“现场报道的赛事或新闻”也是过去:“我们在阅读或听的同时也能意识到报道中介涉及的瞬间,这些瞬间发生在时间的踪迹从随时消失的绝对现在进入表达它们的媒体之时。”[13](P623)阿博特这段话是说从“绝对现在”进入“媒体表达”有个“瞬间性的”时间差,使现场也成为过去。不明白他是在说电子物理学还是感知神经学?况且,三页之后,这位叙述学家开始抱怨电子游戏的叙述,而且与“委员会会议、战斗、大会、有咖啡间歇的研讨会、滚石乐、派对、守夜、脱口秀”等等“无目的的折腾”,“反对叙事主导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它们都“体现了一种对叙事已知性的烦躁不安”[13](P626)。我倒是觉得这些乱糟糟的论述倒是一种清晰的症状。这位叙述学家似乎很难对付目前文化提出的任务。

   叙述学家赖恩提出过叙述的定义有四个要素:“叙述再现包括一个设定在时间中的世界(背景),居住着参与行动或发生(事件,情节)的个体(人物),从而发生变化。”她又补充说:“叙述再现是读者在文本基础上建构的。”[18]也就是说,靠文本本身,无法自我确定为叙述。要靠读者在阐释文本基础上建构出背景、事件、人物、变化,那么,叙述文本本身中只是隐性地包含这些因素,在叙述的接受中才必须显现。赖恩对电脑的数字叙述特别感兴趣,因此,强调接受与互动,从这个角度考虑,她的定义有一定道理。叙述定义应当考虑整个叙述过程。

   这个问题,牵涉到叙述意识的本质:胡塞尔着重讨论主体的意识行为,讨论思与所思的关联方式;利科着重讨论主体的叙述行为,讨论叙述与被叙述的关联方式。而叙述的接受如何相应的重现意图中的时间,成为他们留下最大的理论困惑。虽然,利科在三卷本巨作《时间与叙述》临近结束时声明:关于时间的意识,与关于意识的时间,实际上不可分:“时间变成人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形式变成时间经验时,才取得其全部意义。”

   本文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思维或言语行为,都是叙述。即:1.叙述主体把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2.这个符号链可以被接受主体理解为具有内在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本文的这个定义,只要求叙述必须安排人物和事件,让接受主体能够把这些人物和事件“情节化”为有内在时间和意义向度的文本即可。究竟情节如何组成才成为有意义的,实际上并非符号链本身的特征所决定,意义是接受者重构方式的产物。

   叙述主体可以把叙述放在任何媒介组成的,从而能被感知的符号链中。事件中的时间性——变化,以及这个变化的意义是在叙述接受者意识中重构而得到的:时间变化及其意义是阐释出来的,不是叙述固有的。

   这个叙述的最简定义,不再提普林斯和费伦所说叙述必须是“重述”这个条件,也解除了对叙述的各条修正限定,从而涵盖人类文化使用的各种叙述。

   四、叙述分类之一:虚构性与事实性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广义的叙述进行几种最基本的分类。

   任何叙述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虚构性与事实性(非虚构性)。事实性叙述不一定说出“事实”,但其期待接受者解读的方式是“事实性”的。所谓“事实”指的是内容的品格;所谓“事实性”指的是叙述的解读方式,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内容不受叙述过程控制,要走出文本才能验证,而解读方式却是叙述分析范围中的事。

   有一个时期,“泛虚构论”曾经占领学界。提出这个看法的学者,大多是根据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被语言编码的,而语言从来总是比喻性的,引起感知永远是歪曲的,不可能确切。”[19](P165-187)这个说法是过于笼统的,实际上引起很多争议。

   如果对某些叙述的确切性有所怀疑,那与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本质”没有多少关系,而是虚构与非虚构体裁本身的建构要求。法律叙述、政治叙述、历史叙述,无论有多少“不确切性”,说话者是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编制叙述,接收者也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重构这些叙述。既然是事实性的:叙述主体必须对叙述“问责”。例如,希拉里在竞选中说她在波黑访问时受到枪手狙击,她在非虚构的叙述中做了虚构,她就必须在记者追问时对此负责。如果真有此事,那么,民众或许可以从希拉里的叙述中读出意义:“此人有外交经验和勇气,堪当总统。”希拉里把叙述体裁弄错了,就不得不承受其伦理后果:哪怕不是有意撒谎,至少也是容易夸大其词,这就牵涉到是否具有总统品格这个伦理问题。《中国日报》环球在线消息2007年2月5日报道,希拉里做了个关于未来的叙述:“如果美国国会无法在2009年1月(下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我作为总统也将会让它结束。”这话是否虚构?如果从问责角度,可以说既是又不是虚构,因为2009年希拉里是否能成为总统是个虚拟的问题。可以说,所有的广告、宣传、预言、承诺,都超越了虚构性/事实性的分野:它们说的事件尚未发生,因此是虚构;它们要人相信,就不可能是虚构。因此,这些关于未来的叙述,是一种超越虚构与非虚构分野之上的“拟非虚构性”叙述。之所以不称为“拟虚构性”,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希望接收者把它们当作虚构,不然它们就达不到目的。

   当心理病人向医生陈说梦境或幻想,此时的叙述明显是虚构,但医生却必须把它们当作事实性的,而且叙述主体对这些叙述是部分负责的——它们在头脑中产生时,是事实性叙述,不是虚构性叙述,叙述主体有意讲述发生的事实,也期盼医生视之为“事实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叙述的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接收方式却是非虚构的。

   这样,我们可以把叙述按虚构性分成四种:小说、戏剧、电影、叙事诗、电子游戏等是虚构叙述;新闻、历史、法庭辩词是非虚构叙述;广告、宣传、预言、承诺是拟非虚构性叙述;而梦境与幻想是拟虚构性叙述。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接受者构筑的叙述意义必须有个最基本的“虚构性与事实性”分类。

   这个分类中包含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虚构性叙述,在叙述主体之外,必然虚构一个叙述主体:讲话者(作者)只是引录一个特殊人物(叙述者)对另一个特殊人物(叙述接受者)所讲的故事,用来呈现给接收者(读者、听者等)。这内一层的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可以是虚构性的,也可能是作为“事实性”的。由于被作者所抄录这个叙述架构是虚构性的,整个叙述就依然是虚构的。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其魅力正在于叙述者布里尼奥的叙述,有的时候的确是“真实性”的,有的时候作为“真实性”的回忆出现,后来,叙述者出乎意料地承认是“虚构性的”。甚至,在《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到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的虚构性叙述,与秦可卿的暧昧关系的“事实性”叙述之混合。

虚构性叙述的主体,必然分化出虚构的叙述者;反过来说:如果叙述主体不分化,那就不可能是虚构,而必然是“事实性”的。这不是说此种叙述必然是真实的,而是说,如果此种叙述不真实,那就是谎言,例如假新闻。而虚构性叙述从形式上就是“谎言”,因为无须讨论真假。“拍摄到华南虎”之所以是谎言,因为其体裁规定的叙述形式是事实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86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