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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谁能为这三十年写史?

——韩晗《新文学档案:1978-2008》序

更新时间:2015-06-28 12:13:09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我们面前是一本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样的标题我第一次见到。题目称为“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很多,但都是从1949年谈起,“当代”比“现代”长,而且越来越长,这个奇怪的命名错位,成为特殊的中国式“必也不予正名”。治中国文学的巨大数量的学者,当然也在关注这一段中国文学,只是称之为“新时期”。如果“新时期”延续至今,就不再是“新”时期。命名如此,各种著作的论述

   重点所在也如预想,一般把重点放在一段年代,此后的只是充满遗憾的余音。

   如果把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切成三个三十年,那么1978-2008是我们明明白白当之无愧的“当代三十年”。皇帝别扭穿着的新衣虽然人人心里有数,我们却需要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韩晗把这句话说出来。现在韩晗不仅说了,而且把它说成了一本有条有理有据的书,学者们没有理由不仔细听听他的论辩。

   这个三十年的文学史,的确需要特殊的学养背景才能写出来:“当代”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几乎是坐过山车,转弯,转弯,再转弯,似乎能转的弯子已经转完,全世界又开始转弯,全球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文化急速地融入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于是弯中有弯,弯道更弯。对于一个观察者,一方面是景象万千,山外有山,另一方面是应接不暇,纠缠不清。

   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这三十年中更新换代的速度频率,应当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剧烈:先前世代,更新是按年龄推移的自动推进,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是奇峡深谷,急流中不由自主。不想下台已经无法再写了,不想搁笔却被新人替代了。作家不是模特儿,不是运动员,写作应当是毕生事业,文章老成,文坛本不应当如此迅速地更换领唱歌手。

   就在这三十年,在我们眼前展开,当年李鸿章看到那几艘笨拙的炮舰,就感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三十年进入了电子时代,文化在互联网上飞翔,整个人类文化已经不复旧观。当代中国文坛,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坛,而是中国与世界文化巨变中的文坛,不仅文坛在变,而是整个文化在变,这个变中有变的局面,不是任何一国的任何一代人能想象。

   无怪乎关于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见不到:应当说,这比任何一段历史更为难写。固然,任何当代史作为历史,本来就是特殊的历史,当代人物尚难盖棺定论,当代运动尚是余波未息,当代潮流还正方兴未艾,已成历史却尚未成为历史,正在发生却已经成为过去。要为这样的“准历史”写史,本是难中之难,更不用说这三十年文学思想纠结缠斗,倾向争执不下,流派争相出头互不服气,人物更是你争我斗抢夺有限的曝光率。

   此种情形,使当代文学的全貌,以难写著称,散篇文章虽多,作家论,流派论,也并不少见,海量的资料,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年表》好编,历史难写,因为历史必须是对事件的叙述化,必须把散乱的人与作品穿成项链。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为时不长,作家不多,杰作有限,专家学者学生却队伍庞大:现代文学史著作之多,令人称奇。甚至现代文学第二个三十年,佳作凤毛麟角,也已经有多本文学史著作。而为真正的“当代”文学三十年写史,至今著作寥寥。学院派往往为之束手,理论家或会言不及义,而从三十年走过来的如我这样的当代人,更可能被过近的距离所迷惑,被最初的人际交往感受所误导。最主要的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演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学的范围,新的文学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讲解方式,甚至阅读方式。三十年前的读书人,今天可能不再读当代作品,正如三十年前的作家,哪怕执笔也不会再写“当代”作品,当代人看的作品。

   在历史学中,一直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两句话,语句似乎相反,却是一个意思:对“历史”必须拉开足够的审视距离,这个距离给与作者以当代视野,历史要作为当代史从内部看,也要作为非当代事从外部看。虽然当代史的写作一直在进行,但是谁兼有这两个眼光?如果当代人不能,要等后代,后代人的眼光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眼光:他们肯定能写,肯定会写(如果那时候人们还需要文学的话),但是那就未来的这个时代文学史,而不再是“当代”的当代文学史。如果当代人能,他就必须出入自如,既在内又在外,既熟悉,熟读,熟知,又保持批评者的独立判断。韩晗对当今的网络文学,青春文学,市场文学等,没有因为过于亲近而放弃批判立场,恰恰相反,他保持了警惕的审视距离:毕竟,一个不需要批判的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

   因此,当我见到才二十四岁的韩晗写出的这本《新文学档案:1978-2008》,反而觉得理应如此。不会读怎么谈得上理解?再“深刻”的文学理解和艺术感悟,也只是隔山打牛,不着边际,哪怕有所评论,也会有所顾忌,怕被说偏见,怕被指为落伍,而刻意曲折回避。

   韩晗是个早熟的学者。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对当代文化中的新事物极为敏感,兴趣盎然,这是我叹为观止的;但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又不一样,他好学不倦,兴趣面极广:从十九岁以来,他出版了七部书,而且体裁一部部不同:长篇小说,文化散文集,文学理论专著,文学理论翻译:他是80后新一代中很少见到的“文化人”,这种文学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无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时代常见到,但此后就日渐少见,在专业分工过细的当代,几乎绝迹。

   虽然我比较了解韩晗,见到这部文学史著作,依然觉得非常惊奇,为一个世代的文学写史,必是对这个时代产生的所有重要作品了若指掌,无法藏拙,无法闪避,无法就自己的好恶作挑选。但是,当代文学史既然如此特殊,既然被人视为畏途,就总的有勇者来做。如果历史能挑选它的言说者,它也会挑选一个80后的“文化人”。那么,如果这个时代的文学史挑选了韩晗,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毕竟,如韩晗所说,如果我们只关心当代作家“为什么写”,而不去问“写什么”或“怎么写”,那么我们不会真正理解这一代人在做什么。当然,对一部当代文学的“自觉的历史”,不必当作“历史的自觉”加以评价:我们应当忘记韩晗如何年轻,我们也不必看重“眼见为明”的目击,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评价一部文学史的标准。从历史的标准要求一部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史:它从当今的角度回望并洞穿地注视今天,给我这样的过来人以新鲜异样的眼光,给正在走来的年代一个内外穿越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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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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