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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应对全球化——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新趋向

更新时间:2015-06-28 11:37:32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全球化的挑战,使人们在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担忧与质疑的同时,开始对社会力量寄予厚望。全球化为社会力量的生长、社会领域的拓展、社会结构的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究竟会起什么作用,它究竟会走多远,人们的结论虽不同,但也不能不承认,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两大巨头即跨国公司(MutinationalCorporations)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作用已日显其重,它们甚至可能决定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架构和走向。

   跨国公司属于市场主体,是营利部门,以往人们只是注意到了它的经济影响。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开始反思跨国公司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在政治方面,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贿选、政变和资助反政府活动、制造经济混乱等手段,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更通过大量的院外活动,使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状式的水平联合,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在文化方面,跨国公司往往不顾东道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风情,通过广告、电视等传媒,宣扬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27](P80-109)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是它在全球化时代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学者麦考利的“私人政府”理论较引人注意。在麦考利看来,“私人政府”是指“一个能够制定规则,在特定的案例中解释规则以及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制裁的正式的组织。”[28](P446)它拥有公共政府的部分功能,并且模拟部分国家法律体系。[29](P505)跨国公司就是私人政府的一种形式。一方面,私人政府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可以弥补一些公共政府的不足,在政府失灵时提供一些辅助作用,在一些事务的处理上,有时甚至比公共政府更有能力和效率,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但另一方面,它内部运作的规章制度程序,对主权国家的权威直接构成了挑战。另外,它还有权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制裁,对主权国家司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也构成了威胁。因此,如何协调公共政府与私人政府的关系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尤为重要。美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断言,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主权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外交关系越来越重要,甚至可能比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更有决定意义。[30](P47)

   私人政府理论,实质上是西方合作主义国家的一种表现。如昂格尔所言,合作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取消国家与社会的界线,因此,也要取消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线。”[31](P187)界线消失了,国家渐渐融入社会之中,社会自身渐渐生长出一些与国家相抗衡的机构,这些机构具有部分以往公共机构的属性,这就是“私人政府”。它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封闭的制定规则和实施规则的体系,而且具有大规模的法人组织官僚化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法人机构的官僚化伴随着它们有能力成为对政府机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32](P188)基于此,它才有资格与公共政府分庭抗礼。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商榷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内含的与公共政府的离心力却值得人们深深思考。

   若伯的“法律岛”理论也较有影响。在若伯看来,每个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个“法律岛”,[33](P53)它以“非官方法”的形式创制规则,这些规则虽然没有经由任何合法的官方机关认可,但它们在某个圈子里会得到高度的共识和适用,对官方法具有明确的影响,可以部分、全部地修正、补充或甚至破坏官方法。非官方法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公与私的传统界线,而且以准公共方式行使着,它不仅影响内部成员生活的权力,更使人们很难保持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之间的区别。结果是,这些非国家机构或组织开始具有某种国家属性,这些无疑对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若伯的主张是,不可能把所有主权的行使都交给国家,应该让社会分享主权,应该充分尊重“法律岛”的地位。[34](P59)这一理论显然内含着国家与社会的张力,这一倾向会不会引起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的重构,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当今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在数量、能力、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力都呈急剧扩张之势。[2]美国的莱斯特·M.萨拉蒙认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结社革命”(GlobalAssociationalRevolution)对于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35]

   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深刻的西方本土因素。正如萨拉蒙所注意到的:一是“国家危机”的扩展,二是非政府组织数量与规模的剧增,三是保守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过度依仗在带来全球金融复苏的同时,也使得“全球许多的政治领袖已经开始寻求将市场真谛与广泛的社会保护优势相结合的道路。”[36](P4-5)这一分析显然是值得肯定的。60年代末,西方社会的福利国家政策使政府负担日益加重,逐渐暴露了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多缺陷。[37](P130-135)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缓解了国家的负担,克服了国家的不良影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崛起以及日益凸显的重要性,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其政治角色与功能的变迁。这些变迁包括:政府合法性的资源供给;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民主文化的培育等。但是,在肯定非政府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人们也看到,这些非政府组织存在着内在的缺陷。

   首先是它的非独立性。非政府组织是在国家的框架内存续的,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相应的政府政策支持和保障,它的行动也受政策导向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它的“独立”只是有限的、相对的。其次,非志愿性。现今的非政府组织日趋专业化、精细化,这种趋势使组织内的工作人员不再把自己视为志愿者,而是一个职业受薪者。再次,营利性。政府一般对非政府组织实行财税优惠政策,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却致力于投资活动,因此引发了许多不公平现象。第四,组织行政化。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某些领域发挥的作用,实际上相当于部分履行着政府职能,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拥有了某些行政角色。难怪有学者将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视为政府职能转移时代的来临。问题是,一旦非政府组织成了政府的合理延伸,其自身合法性何在呢?也许,萨拉蒙的总结更为贴切:“(非政府组织)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相当的羽翼丰满的伙伴,但是到目前为止,该部门仍然是一个未来难卜的十分脆弱的机体。”[38](P37)

   传统社会边界的变更,跨国行为体的强硬和傲慢,非政府组织的脆弱和妥协,这一切都使得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社会这一极的未来充满了变数。人们不禁仍要追问:全球化进程中政治治理的中心究竟在社会,还是于国家,抑或是他者?对这一问题,西方理论界各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而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恐怕只能留待时间来验证。

三、和谐与互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趋向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麦克格鲁所说的观点: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危机”的代名词,但全球化催生了许多政治变量,使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妨对这一影响做简单分析。

   具体而言,全球化产生了以下重要的政治现象:市场力量的扩张;政治行为体的生长;全球意识的提升;个人行为能力的增强;国家权威的衰落。这些新现象的产生,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全球化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打破了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均衡,使既有的社会和谐充满变数。

   从国家角度,全球化带来了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和交流,传统上由政府主管的话语霸权被打破,而主权国家对此却束手无策。全球化容许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的、自由的流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这些人能否享有与主权国家公民相同的公民资格和社会福利,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上文提到的跨国公司,它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影响国家的决策权。另外,一些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风起云涌,也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均衡。

   从社会角度,一方面,随着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运动和制度的迅速发展,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线正在迅速崩溃。社会由于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外部的干扰和制约,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已变得千疮百孔。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伦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同时,社会自身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但由于社会自身发展没有如国家一般的传统约束,使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变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关系被打破,社会的活动领域在不断拓展,尤其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对接,更加容易打破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长期形成的平衡与和谐关系。”[39](P11)

   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国家与社会合作和冲突的机会同样增加。具体而言,全球化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依赖程度加深,不仅国家之间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唇亡齿寒,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保、移民、打击跨国犯罪等都需要国家间的联手合作。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联手合作已经不知不觉侵蚀了国家的传统界限。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单靠一个国家之力远不能解决,也导致了国家作用的弱化,国家权能的削减。同时,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国家必须通过加入一定的国际组织或者缔结一些国际条约等途径来实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契约与规则对国家自主性产生越来越大的约束和制约。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在日益增长,它与政府组织一样需要政府将一部分权力交给它们行使。这样,国家不可避免地把一部分权力转移到社会手中。这就造成了国家的全球化困境:全球化一方面需要国家提高行动能力,一方面却在不停地削弱国家行动的能力。

   西方理论界关于全球化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诸多探讨告诉人们:全球化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应该本着和谐与互动的基调。全球化进程冲击了国家主权,对国家的需要却有增无减,国家只有转变自身的部分职能才能适应时代;全球化进程拓展了社会领域,但公民社会的未来充满变数,对国家的依赖也一如既往,社会也需要再度调整和转型。要想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健康、和谐而充满活力的关系模式,必须同时以国家和公民社会为支点,进行双向的、多维的良性建构。

   参考文献:

   [1][2]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JamesN.Rosenau,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Orde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

   [4]马乔里·格里芬·科恩,斯蒂芬·麦克布莱德.全球化动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19]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R.H.Jackson,QuasiStates:Sovereignty,InternationalRelationandtheThirdWorld[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8]HerberttDittge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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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0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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