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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林:《孟子》里的等级分析—何为“民本”之民

更新时间:2015-06-28 09:52:47
作者: 吴双林  

  

   从《论语》“樊迟请学稼……”这段记载可见,孔子词汇中,老圃老农亦属于“民,四方之民”。但当然,假如他们虽无自己的田地,却也不愿到别人田地上去做劳力,则他们可以到处流浪;然而没有自己的田地,又不愿去当劳力,则只有饿死。所以,绝大多数“四方之民”是必定要投奔拥有田地恒产的君子的,孔子对此有绝对的信心。

   樊迟是孔子的弟子行列中的人,属于“君子”,他只是对“农,圃”发生了一点兴趣,也就被孔子指责为“小人哉”。可见,老圃老农一类“民”本身,就属于“小人”这个等级。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著名君子柳下惠之弟柳下跖属于“君子为乱”,而跟着他横行天下的从卒九千,则大体是“民,四方之民”,跟着为乱的君子去做了强盗。《水浒》里的事情,早就在庄子笔下写到过了。

   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章句上》)。这句话里,“小人”似专指“劳力者”,与孔子语中的“小人”一词含义相同,老圃老农就是“劳力者”。而樊迟竟然要去学农学稼,身任“小人之事”,实属违背“天下之通义”,所以孔子鄙夷之。

   孟子与万章对话,讲子思的事情,子思对缪公说,“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因为按“礼”是以皮冠招虞人,以旌招大夫,以旃招庶人,以旂招士,齐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子思说,“义,路也;礼,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万章章句下》)孟子对于子思这番话,完全推崇,认为人应该遵照自己的等级行事,而君子要给“小人”做出榜样,小人要以遵礼的君子为楷模。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由此可见,人之“大,小”,一方面虽然是他的社会等级决定的,另外,深入地说,也是由他的见识决定的,见识大的为大人,见识小的为小人,强调了认识能力、思想能力的区别。孟子这话,在一定范围内(比如相同等级的君子之间的比较),是有一定道理的,能解释一些现象,但由此扩展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逻辑,说是因为“劳力者”见识小,也就做不成“大人”,这就把社会等级的分化,归于“思”的得与不得与见识的大与小,而“劳力者”仿佛天然地和肯定地是缺少大见识的,所以劳力者只能“治于人”,这就排斥了劳力者往往从小就得不到作为人应有的文化教育这样的客观情况。对于这一点,公都子从自然人的平等角度提出了疑问,是了不起的。其实,劳力与劳心,并不能绝对地决定一个人能否识其大体,能否思而得之,在孟子之前二百三十年,《左传·庄公十年》载,鲁国的曹刿就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话,并且用自己的实践(正确指挥了齐鲁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方面的情况和事实,孟子似都撇开了,因而他上述的大人小人之分的话至少是很片面的。

   由孟子的话去理解孔子称樊迟为“小人哉”,从见识上说,樊迟不懂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见识上未能“立乎其大”,而且行动上还要去“从其小体”,所以是“小人哉”。既然这样没见识,以后的前途大体也就只能处在低级的“小丈夫”的地位上,“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只能成为较高地位的君子的追随者;再等而下之,就是为稼为圃,做个“治于人”的“劳力者”,为君子们供应物质需求。所以,君子里的“小人”,与“劳力者”的“农,圃”之类“小人”,除了所来的原有阶层不同之外,别的可能就没有绝对的界限,是可以混同的,像樊迟这样“小人”见识的人,谁知道他将来不会真的“堕落”去为农为圃呢?本来,一个原有君子的身分的人,却穷得,或像攀迟这样可能“自甘堕落”地,去出卖劳力,这情况想来也会是有的。

   同样是君子身分,“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之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章句上》),“大人”与“小人”的分化,自身修养有这样大与小的不同是原因。“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告子章句下》)这些终成“大人”的人,都是由低贱之处努力而上的,所以孟子强调君子要经得起锻炼和考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告子章句下》)。可见,低层的君子,或因某种原因而流入低层的君子,如果有机遇并得到诸侯赏识,仍可能建立功勋或上升到较高地位。最要不得的是像樊迟这样竟然自己任性,甘愿背离上升的路径而眼睛往低下的地方看,如不改正,以后只能混得很“狼疾”。本来好端端一个君子,而且是孔子的弟子,最后竟然去跟着老农老圃扛锄头,岂不是自甘堕落、很让人瞧不起?

   从“以皮冠招虞人,以旌招大夫,以旃招庶人,以旂招士”的情况看,原则上说,这些人皆在君子之列。君子的修养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榜样,一个是伯夷,一个是柳下惠,“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万章章句下》)可见,在“庶人”或“士,大夫”等等的君子中,各种德行都有,以至有可称为“顽夫,懦夫,鄙夫,薄夫”的,原则上都该称为“小人”。孟子注意到这一点,鼓励他们要向伯夷、柳下惠这些“大人”学习,伯夷是“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柳下惠是“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万章章句下》)。

   虽然“庶人”之类在原则上仍算“君子”,但地位很低,习惯上一般不受重视,除非本人十分杰出并且得到有力举荐,这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所记可以看出些具体消息。齐相晏婴推荐“田氏庶孽”穰苴领兵,而穰苴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后来给他派了一个这样的监军,这位监军不遵军纪,穰苴将其正法,这才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章句上)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圣贤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章句上》)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离娄章句下》)

   王者之民……民日迁善而不知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章句上》)

   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章句下》)

   国之财政必须“取于民有制”,不可以取得过多;国君如不与“民”同乐,只顾自己独乐,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归根到底,治理国家并不是依靠“善政”取民财,而是依靠“善教”得民心,意思是很好的。

   为了弄清孟子语中的这个“民”字的确切所指,必须参考其语中涉及到的其他的人们或其他的说法。比如: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章句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

   曾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文公章句上》)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章句上》)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章句下》)

   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章句下》)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万章章句下》)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万章章句下》)

   从以上所引可知,庶人,仅次于下士,是最低一级的君子,亦可有“在官”的机会,如果在官了,就不用耕。“上农夫,上次农夫,中农夫,中次农夫,下农夫”这些等级,是按一夫百亩的标准获得田地的“庶人”,可统称为农夫或草莽之臣,由于他们在人力与经营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分化为上中下的不同等级,其中弄得好的能养九口之家,弄得最不好的,也能养五口之家,总之,生活就有了着落,国家的“取”也有了着落。至于那些完全靠在田野上劳力为生的人,当是另一回事,不在这样的叙述之中。

   孔子在鲁国做过“大司寇行摄相事”,当有大夫以至卿的身分,他可以享禄多少?《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到了卫国,卫灵公问他,“居鲁得禄几何?”他说,“奉粟六万。”是举田地里的收获来回答的。于是卫灵公就按同等待遇给孔子,大约相当于后来汉朝的“二千石”这个级别的受禄,是较高的。设想,假如孔子作为“庶人”,只是做了一个“农夫”,按孟子的理想标准,那么能有田百亩,至多能养活九口之家,也仍是“小人也”,哪里能“奉粟六万”?

   孟子所指民的恒产,按其理想中的标准说,就是一夫百亩的田地。既然有一夫百亩之说,这田地就是国家配给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分配给各级君子(拥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民,不是劳力者,而是最低一级的君子,即庶人,庶人与民可以连起来称呼,比如,“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句话里,庶民与君子是对举的,道理在于,庶民既是最低一级的君子,比起他们上面在官的各级有着“士”以上称呼的“大人”们,就要统称庶民。

   “庶民”作为最低一级的“臣”,分为“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两种,他们都具有侯补的身分,随时可以“传”他们去见诸侯。“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的区分是其人在都邑还是在乡野。“国人”,就是指在都邑中的庶民,他们是城市里的最低一级的君子,最低的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对于国君和国家的安全很重要。关于“国人”的不可轻视,如《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这是平日轻视国人的不良后果。正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议论的:“君子之处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把某种紧张对立关系形容至尽。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这一句说明大夫的下一个级别是士,士的下一个级别是民,既然最靠近的下一个级别的人可以被无罪而杀死,则上一个级别的人就会有较紧迫的忧惧,就有理由见势不妙逃离而去。这是劝告诸侯国君爱其臣民、庶民、国人。总之,孟子语中的“民”,是最低一级的君子,在理论上是能得到一夫百亩的“恒产”的人们。

可见,“民”这个词,在孟子这里,或与孔子那里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孔子那里大体指直接在田地里劳作的劳力者,他们可能是绝无田产的,其实就是从各个等级上破产到底而在野外到处流浪的“氓”,往往举家而来(“襁负其子而至”)依附有田产者,身分低于自耕农。自耕农有自己的田地,因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有自由之风,如《史记·孔子世家》以及《论语》中“耦而耕”的长沮、桀溺二人,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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