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迎华: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

更新时间:2015-06-27 22:26:26
作者: 潘迎华  

   二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andLeadership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andLeadership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andLeadershipinNineteenth-Century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uodam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806.html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