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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林:孟子与杨墨的矛盾

更新时间:2015-06-25 10:40:03
作者: 吴双林  
我们不可一看到孟子说“为天下得人难,以天下与人易”就失口叫“好”,而不问他这话的原意是什么。

   尽管墨子与孟子言词相同之处还是不少的,比如都承认“仁义礼”,都反对战争(墨子“非攻”,孟子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但孟子认为他与墨子不可调和。墨子无差别的“兼爱,尚同”之说,平等观的“尚贤”之说,跟孟子主张的“君子治野人”,决无共同之处。所以,他们也仅仅是言词有相同而已,所阐扬的是各人自己的思想体系,甚至是严重对立的。

   墨子还直接点名批判了儒与孔子:

   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怎不令孟子愤慨?

   朱熹说,“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赞扬孟子狠批杨墨十分有效并且立下万世之功。但“自是灭息”一语,夸张不实,因为直到数百年后,世人还是“孔墨”并称,当然,从朱子往前推许多年内,杨墨是“灭息”了,正反映着封建时代的没落。

   有研究说,法家本出于子夏之儒,子夏传李悝、吴起,此二人一个变法于魏国而成功,一个变法于楚国虽成功而自身遭害。据郭沫若研究,李悝的历史贡献,“不仅是法家之祖,同时是可以看为封建制的奠定者的”,说明着当初子夏所传授,有儒有法,比较全面。李悝传商鞅,韩非则得力于这些前辈,包括他的老师荀子。子夏恰恰是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可见他根据时代不同,而从“礼学”分化发展出来,影响及于李悝、吴起、商鞅之辈。我们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看到吴起对魏武侯说的“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的话,也是很懂“德教”的,这正是从子夏学过传统“礼义之学”的一个证据。

   韩非子之重要篇章《五蠹》,抨击儒,未及墨。韩非子另一重要篇章《显学》,虽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全篇重点仍在抨击儒,而对于墨子的“兼,尚”之说,则未有言及。他稍稍提到的儒墨分歧只有“墨者葬俭,儒者破家而葬”。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指出了大家都上承共同的历史思想文化资源。

   几千年来,墨子的博大,不为“君子”所承认,而排斥得远远的,他的平民色彩的“兼,尚”之说,以及“非乐,节用”之说,注定不能为帝王、朝廷所用。至于其对科技的研究,更是“小道,小术”不值一说的了。

   墨子“尚同”之说,表面看,亦与儒家无二,比如他说:

   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只是这里面的“选贤”、“立天子”、“一同”,是何含义?墨子说:

   今王公大人……政以为便譬,宗於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

   原来是批评“王公大人”的为政与民不“一同”,认为这是天下不治的原因。这个不“一同”,与孟子对统治者要求的“民与同乐”,意思有区别,墨子是要求“王公大人”在任命左右上下官员时,不要仅仅在“便譬、父兄故旧”里面挑选,也要在这些人之外的人群里挑选,要不然,就会“上下不同义”,而民“莫肯尚同其上”。而这些人之外的人群,当然就包括了他在“尚贤”的观点里说到的“在农与工肆之人”。所以,墨子的“尚同”,也就是他的“尚贤”,总之是认为在“在农与工肆之人”亦有贤人,可以“一同”进入治理社会国家的行列,包括“立天子”,也要天下海选,“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来担当,以便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这些在儒家看来,其非礼与越轨确实简直是达于大逆不道了。墨子这类言论一出,其学说的命运也就被历史决定,他不受封建统治者欢迎并且要湮没它,是很自然的事。

   郭沫若认为,“墨家节葬不非殉”(但我们从《墨子·节葬》篇看,墨子不主张“杀殉”。当时“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是加以谴责的。)郭沫若从《墨子·非命》篇找出了“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的墨家主张,并以齐国晏婴的话以印证,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墨子与晏婴一致,理论上仍不能与殉葬陋习根本断绝。他又从《吕氏春秋》的《上德》篇里找出了事实,证明墨家后来成为宗教性的严密组织,勇于以身殉其义,墨家首领孟胜就这样为义自殉,弟子继而自殉者一百八十五人,何等壮烈。这两方面相加,可就成了一个问题,所谓墨流为侠,虽然令人佩服,却成了少数人的行为,不为大多数人信仰追随。郭沫若还认为,“殷周时代的人格神除初期墨家还死死维持着之外,其他的学派都把它几乎完全唾弃了”,这些就是墨家的落后因素。所以,尽管墨家的“兼爱,尚贤,尚同,非乐,节用”这些主张里反映着平民的意识和要求,含有许多合理的以至光辉的成分,其得不到统治者欢迎,除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与时代局限使然,自身含有的此类落后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他关注科技,也是传统的以礼义治人者所不感兴趣的。

   墨家之所以从与孔学并驾齐驱的显学学派,转而“灭息”,主要原因是受到东汉以来越来越浓厚的封建统治的歧视压迫,失去了春秋战国至汉初的那种大时代的生存空间,而它的复活,亦必有赖于这种大时代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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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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