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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解析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转型社会学论纲

更新时间:2015-06-24 21:04:02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关联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与苏东转型的这一特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这一独特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可具体概括为如下特点:(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3)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8]
  这样一种比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与前述布达佩斯学派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区别之一在于比较焦点的不同:其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关注社会转向何种资本主义。
  从关注精英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塞勒尼等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以关注精英的自上而下视角为主,这取决于他们对中欧“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基本判断——“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倡导的,该阶层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9]
  与对苏东的转型研究相比,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底层视角”。从多年来最为着力的研究可以看到,农民、失业下岗工人、新失业群体、流动农村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中国社会中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相对应的是以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社会下层,他们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发出的声音却十分微弱甚或全然无声。这个弱势群体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且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
  如果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看作是与波兰尼(Karl Polany)所说的“大转变”具有同样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话,不涉及普通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状态和作用,对转型的理解就不会是全面的。市场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而不只是涉及社会精英的过程。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中国的转型社会学并不仅仅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看到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例如,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改革的动力?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如何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是社会分层还是阶级形成?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有向上看或向下看的眼光所能够看清的。
  从新古典主义社会学到公共社会学。塞勒尼等人关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抱负就是建立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transition to capitalism)的新理论。这一称为“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的理论对古典社会学与经济理论和后资本主义理论传统都有所借鉴,但又都与之不同,其核心目标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并不存在握有恒产的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塞勒尼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10]
  如果说塞勒尼等学者是韦伯传统的继承者,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推进者。应该说“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构成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尽管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后者则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立场仍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面对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不仅需要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其过程、困境以及趋势,同时还需要打通学术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屏障,使社会学能够在担当其学术使命的同时担当社会使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公共社会学的倡导者布洛维曾指出,一种批判而带有能动性的社会学应当是“一种关于公众、为了公众的社会学”(A Sociology about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应当透过讨论重要的议题,例如全球化、国际冲突、社会不平等来触动广大民众。他认为现在的我们比过去的任一时刻都需要的公众社会学,不只是认知世界上的重要议题,同时要召唤社会学的觉醒。[11] 公共社会学的提出与米尔斯倡导的“社会科学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使命”,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主张的“积极生活与政治实践”,可谓一脉相承。其所强调的“实践”,在于唤醒公民的政治意识,以行动和语言这两种人类所有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就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进行言说,彼此之间相互进行交谈,最后达成共识。[12] 面对已经横扫世界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和中国社会面临的转型陷阱,我们认同并努力推进布洛维所倡导的公共社会学,并认为公共社会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完成建设和保卫公民社会的使命。


  三、解析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
  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须在文明转型的意义上进行:中国之社会转型与世界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不同,具体而言,全球化过程中的转型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型或者是非资本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变与持续共存,是形成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权贵结合的国家主义的过程。经历千年帝制、百年革命及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始终未曾彻底摆脱专制的桎梏,或者不妨说出自文化基因的沉疴痼疾始终未愈: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限制,政治与意识形态大一统,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保证,公民社会没有空间。在这样的土壤中,宪政民主着实难以扎根和生长。
  有鉴于此,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应该以中国转型为主线,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全面深入地对中国改革与转型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作为引导转型社会学研究纲领性的重大课题可以有纵横两个维度,每个维度中又包含若干重要议题。
  (一)转型社会学首先要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和特性
  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起始、过程和困境构成今日念兹在兹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转型之路,为何别人走通了,我们走到今天却走不下去了?反思中国转型过程本身,包括反思改革理论,改革与转型的关系,转型的宏观过程与不同社会的制度比较,“转型陷阱”的形成,等等。我们必须意识到,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自其开端就只有“不改不行了”的共识,而缺少清楚的价值理念和基本方向的共识,而时至今日价值目标依然不清楚的改革已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意涵不清楚,什么都可以称作改革;谁都可以藉改革之名谋权、夺利甚至作恶。
  孙立平近日指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客观地说,改革现在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改革的任务其实没有完成。这体现在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理念。仔细分析,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改革,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但这个价值目标是有问题的:第一,效率应当是社会的诸目标之一,其主要应该体现在经济领域;当把效率作为整个社会目标的时候,也就摧毁了其他目标的价值;第二,当把效率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改革也就只能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根本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应当也只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13]
  重新思考中国改革,探讨转型过程本身存在的悖论和困境,以下问题是无法绕开的。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共产主义与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与逻辑。由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框架,三者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并产生对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三层社会结构形成于帝国体制(system of empire)的建立(以秦统一为标志),拥有统治权的是皇帝,执掌实际治理权的是职业官僚,而身处民间的仕绅-地主则依靠所拥有的非正式影响力发挥作用,三层结构遂得以定型。在其后的分化演变中,民间统治精英的衰落与解体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帝制的结束,而其更深一层的影响则绵延相当之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基层社会整合发生困难;在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体;革命与造反频繁;激进主义成为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在此后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力量,其最终的结果是以整合危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total crisis)。在国共两党为解决总体性危机的角逐中,中共夺取并掌握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作为对总体性危机反应的总体性社会(total society)[14]。
  从结构性特点来看,传统中国有社群,有基于血缘、地缘或业缘等关系的共同体而缺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以公共领域为基础产生的、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社会。“公民社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自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国家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运作实行全面控制和垄断。经济与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人民”的二层结构。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很难看到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和自主的社会生活的存在,社会被国家严重挤压而难以存活。
  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一般而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通常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自主发育提供契机,但后两者并不会自然来临,而必须是经不同社会力量的斗争、博弈而产生。中国的转型困境恰恰发生于此:权力的强大,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社会力量的弱小,是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的内在原因。在整个1990年代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着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形成了。
  转型悖论与转型陷阱的形成。孙立平概括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几大转型悖论,并认为改革和转型的最大悖论是改革推动者与改革对象是同一个主体。[15]显然,改革主体将自身作为改革对象,即使断其一指也难上加难,遑论断腕。加之权力独大,缺少制衡和监督,因而“顶层设计”、“反腐新政”都不免成为空谈误国。
  挣不脱悖论的怪圈,是“转型隐阱”形成的缘由。所谓“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了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尽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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