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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梁:法律——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

——基于人类学对分类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5-06-23 21:32:43
作者: 王启梁  

   【原编者注】本文作者王启梁,云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研究基层法律实践、边疆地区法治建设问题,主张把法律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动态地考察法律、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2001年以来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法学家》、《思想战线》、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等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独著)、《反对拐卖:行动与理论的反思》(副主编)等著作。

   在文章中,作者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笔下的分类开始谈起,分类是认识的起源、行动的指南和秩序的基础。同样,分类也构成了法律体系的核心。借助于分类体系的认识,我们得以理解吉尔兹关于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论断。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为我们介绍了4个法律人类学个案。透过这些个案,作者指出,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实际上容纳了“人们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生活的价值、对神的态度、对宇宙的想象、邻里相处之道等等非技术性的意义因素”。这与理性建构的分类体系——国家正式法有很大的不同。

   本文曾以《法律是什么?——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第4期。修改稿收录于朱晓阳、侯猛主编:《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王启梁著:《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在推送时删去了在原文中并非不重要的注释信息。

  

  

   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于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猫,(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从古希腊的先哲到中国的历代思想家,从古代到当代,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影响的理性’”到布莱克的“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再到后现代的桑托斯的“法律:一张误读的地图”……每个思想家、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甚至可以说每个可以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法律观。

   本章以一段“不可思议”的动物分类作为题记开始,预示着“法律是什么”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本章中会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答案。这个动物分类之所以不可思议,其实只是我们这些局外人认为不可思议。在这部奇怪的“百科全书”的作者写作的时代,“(1)属于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这些动物为什么出现在作者的分类系统中?难道乳猪、鳗螈对于当时的人们有重要的意义?难道人们对于“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动物有什么特殊的处置?……对于这个奇怪甚至或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动物分类出现的原因和背景,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动物在使用(假如有人使用)这个动物分类的作者和人们的心里有了一个位置,它们有秩序地存在于这些人的心里,它们再也不是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荒山、草丛或旷野中无足轻重的生命,它们被有序地挂在了这些人的文化之网上——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在欣赏完这个“荒诞、可笑”的动物分类系统后,在发出满足的(或其他的)笑声后,这种笑声是否动摇了你的思想?它是否对你回答“法律是什么”有所启示?

  

   一、分类对人类生活的意义

   虽然涂尔干和莫斯的《原始分类》存在不少的谬误,但是仍然为人类学界重视分类这一问题奠定了经典的基础。众多的人类学家在这篇长文的启迪和滋养下发展出自己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分类的研究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分类的研究却没有给法学的研究带来应有的雨露,而法学的研究也似乎从来没有给过分类应有的位置(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

   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如果没有分类的能力,人类将无法生存和采取行动。分类是我们采取行动时需要依靠的一个重要指针。分类使人能够把握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自己与家庭的关系、自己与社团的关系……从而可以藉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例如,对于一个农民,他必须对属于他的土地和作物进行分类——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一个工人必须对他手中的一系列工具有清楚的分类——钢锉是用来锉平金属的表面的、扳手是用来旋动螺帽的……否则农民和工人将无从开展他们的工作。如果说农民和工人在工作中进行的分类是一种技术性的分类,这种技术性的分类不直接关系到社会关系的展开,那么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分类则直接影响到人对人的行为方式、态度。例如,当我们讲到亲属称谓的时候,并非仅仅在谈论一种对人的称呼或代号,亲属称谓虽然首先表示出人与人之间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还包含一定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内”。亲属称谓本身就是对自己与他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分类,通过亲属称谓使当事人明确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是亲或非亲、近亲或远亲。只有关系得以分类、明确化,当事人才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与他人交往。费孝通先生讲的“差序格局”在很大成程度上依赖的正是亲属称谓制度,没有亲属称谓制人们就分不清楚自己和别人的远近关系,就不会有“差序格局”。再如,你叫一个人做“父亲”,不仅意味着“父亲”是你生命的一个根源,还意味着你应该对“父亲”孝顺、恭敬,在你年幼时你可以向他伸手要学费,在你伤心时可以向“父亲”诉说,当他年老后,你应该赡养、服侍好他,还有,你不能叫他的名字,而只能叫他“爸爸”或“父亲”——假如你生活的社会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名字。总之,你对被你称为“父亲”的人采取的一切行为、态度是否合适已经被你所在的社会的亲属称谓这个基本的分类规定了。

   某个行为的恰当与否,往往取决于行为者是否符合社会普遍承认或遵循的社会关系分类。例如,社会学中讲的“角色”问题,如果一个人李四对他周围的人,如父母、同学、老师、朋友、邻居等等,都一概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态度——或恭敬或粗野或漠然,或用文质彬彬的话语或满口脏话,那么李四必定在人际关系的领域里是一个失败者。采取这样一种完全“一视同仁”的行为方式的人,可以被认为是“角色”转化过程中的失败者,然而,从分类的角度看,则是一种分类失败导致的角色不匹配。任何一个社会对“自己”与周围的人的关系,如父母、同学、老师、朋友、邻居等等都有一个基本的分类(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种分类却规定了“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语言方式、态度对待这些人是恰当和可以被接受的。

   对事件、现象等等的分类也影响着人们处理具体事件的方式、态度。假设,王麻子有一天决定在家宴请几个好友。但是,粗心的王麻子买好菜回到家才发现烧汤的锅坏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出门买一口新锅。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家里有一个新买的铁的痰盂,于是王麻子就用这个痰盂煮了一缸乌江雄鱼汤。不久,朋友都到齐了,王麻子把一盘盘菜端上桌,最后端上来的是一缸乌江雄鱼汤——用痰盂煮的乌江雄鱼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你是桌前的王麻子的朋友之一,你会有什么反应?这顿饭你吃还是不吃?那缸乌江雄鱼汤你是喝还是不喝?用痰盂煮乌江雄鱼汤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即使发生也只会在很特殊的、可以原谅的境遇下发生),但是,我们有必要认真想想王麻子煮的、用痰盂煮的乌江雄鱼汤是否真的是肮脏的?是否就真的不可以吃?是否吃了真的会生病?其实,一只新的铁的痰盂并不会比一口长时间不擦洗的锅肮脏。我们之所以不会像王麻子那样用一支痰盂煮汤,是因为在我们既有的分类系统中已经把痰盂分到了肮脏的一类事物中了,就像我们不会在厕所吃饭一样即使这个厕所是未经使用的、即使每天都对它消毒和杀菌。

   毫无疑问,判断和分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需要指出:判断并非分类。判断往往是人们进行分类时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但是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分类意味着一个系统的产生,它是对我们生活中出现的及思想中的想象事物、现象、人等等的一个类别化和有序化过程。就如题记的动物分类,是作者对其所认识的动物的一种类别化的努力,使符合“1属于皇帝所有……14远看像苍蝇的”标准的所有动物有了它的归属,正是这种类别化使动物在作者的眼中成了有秩序的排列——即便是“等等”这种动物也有了它的位置。而判断所建立的并不是一种体系,在分类的过程中,判断所起到的作用是把某一个具体的物件、现象归入分类体系中的某一类,就好比把“远看像苍蝇的”一头猪归入到“14远看像苍蝇的”动物中去。

   事实上,正是分类使我们每个人获得了秩序的感觉,把我们周围的一切变成了有秩序的存在。正如罗德尼·尼达姆所言的:

   “当一个天生的盲人手术后复明,他直接看到的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现象世界。相反,他看到的只是令他心烦意乱的杂乱无章的形式和色彩,这些视觉印象华而不实地纠结在一起,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可以理解的关系。唯有通过缓慢而又坚韧的努力,他才能教会自己:这种混合确实呈现出了一种秩序;而且惟有通过锲而不舍地勤学苦练,他才能够学会对现象进行区别和分类,并领会诸如‘空间’和‘形状’这些词汇的意义。”

   罗德尼·尼达姆的这段话同时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获得光明的盲人首先对“杂乱无章的形式和色彩”经历一番艰苦的认识过程,比如对桌子、床、书本、阳光、雨露……的认识,只有当他对这些所有对他来讲完全陌生的东西进行了恰当归类以后,即他建立了一套观念体系(而不是视觉)放置这些东西后事物才变成有秩序的存在。二是,“盲人”认识他周围的、通过眼睛见到的事物并不仅仅是一个视角适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符号体系的认识过程,恰如罗德尼·尼达姆所言的“领会诸如‘空间’和‘形状’这些词汇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分类的过程正是对各种各样的如语言、艺术、行为、法律般的符号的体系化过程,代表的是一种安排事物、现象、行为的秩序的倾向和方法。

   本章2004年以论文形式最初发表在《现代法学》时,我还没机会接触到《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现在可以把这本书作者对于分类的阐释摘录如下,以进一步加深分类对人类生活重要性的认识:

   人类把世界分类成不同的对象和关系是认知上的一项成就:人类通过这种方法在环境中创造秩序与身份,使之化为社会文化,其中也存在着相互矛盾和紧张的关系。分类就是把人、事物、概念、关系、力量等划分到不同类别中;人可能是所有生物中最独特的一个,把自己的分类体系施加在环境中的物质现实上,并且以这种认知过程所产生的稳定环境进行生活。分类对我们人类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以及其中的活动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将世界进行分类,既会赋予我们力量去行动和认知,同时也会限制我们,因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参与的、认知的、想要的、承认是有序的以及为之奋斗的,都由我们所采用的分类框架预先设定了。

  

   二、分类观念与法律

分类为人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在这张网上人们把各种人、事物、现象、意义放在了特定的位置,由此我们会像深邃的格尔茨一样同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是悬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同意“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这张“意义之网”依赖的正是分类的展开,试想如果没有分类,我们的意义又将如何放置、意义之网又将如何可能编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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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法律和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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