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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双林:儒墨的异同

更新时间:2015-06-21 14:43:03
作者: 吴双林  

   孟子有这样两句话可称名言: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能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可见,孟子与墨子坚决划清了界限。

   可是孟子对墨子下的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墨子也是讲“仁、义、孝、忠”的,并且作为他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墨子也是反对诸侯兼并的,“非攻”就是他的名篇。据研究,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墨学中绝二千余载,直至清代中叶而后,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于是整理面世,可见,相当长的时间里,墨子的真相已经不为人知,其所受思想与学术压制的时间基本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平行,墨子的民主精神遭到了统治者的坚决拒斥。正确的思想不一定行时,墨子的遭遇应称世界著名一例。

   《墨子·兼爱》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

   从这一段可见,墨子很是主张“爱”的,在“自爱”与“相爱”的关系上,强调“相爱”的重要。他也是主张子孝父、臣忠君的,也是反对大夫相侵夺、诸侯相攻伐的,也是痛恨“盗贼”的,这些,至少在概念的一般意义上与儒学并无二致。所以,孟子说墨子“无父无君”,就不实事求是,其以“是禽兽也”骂墨子,更属粗口,当然,孟子出粗口也是有“学术渊源”的,其在《礼记·曲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章句上》)。那么,墨子呢?韩非认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显学》篇)。

   我们打开《墨子》,会看到比如这样一些话:

   “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舜耕于历山,……尧得之服泽之阳,使接天下之政……”(《尚贤》篇),

   “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节葬》篇),

   “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尚贤》篇),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篇)。

   可见,尊尧舜禹汤文武,墨子与孔孟并无不同。

   《墨子》中“仁、义、忠、信、孝、礼”这些,也比比皆是,未见其有何异议:

   “舜……禹……汤……武王……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所染》篇),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篇),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法仪》篇),

   “年岁善,则民仁且良”(《七患》篇),

   “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七患》篇),

   “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辞过》篇),

   “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篇),

   “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惧”(《尚贤》篇),

   “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兼爱》篇),

   “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我,其不仁兹甚,罪益厚”(《非攻》篇),

   “此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劝也”(《节葬》篇),

   “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节葬》篇),

   “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志》篇),

   “义者,善政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志》篇),

   “仁,体爱也。……义,利也。礼,敬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信,言合于意也”(《经》篇),

   “仁而无利爱,利爱生于虑”(《大取》篇),

   “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大取》篇),

   “夫倍(背)义而乡(向)禄者,我常闻之矣”(《耕柱》篇),

   “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侯也,说(悦)忠行义,取天下……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鲁问》篇),

   “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公输》篇)……

   既然《墨子》也将“仁、义、忠、信、孝、礼”这些奉为必遵必趋的原则和标准,何以当时墨子公然批评孔儒,而后来孟子又骂墨子为“禽兽”呢?

   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墨子宣传的“仁、义、孝、忠、礼、信……”这些,虽与孔儒在字面上并无不同,在概念的所指上也有一致之处,但在内容里,仍有所不同,以至含有严重的不同。二是墨子宣传了他的“兼爱、尚贤”之类的观点。

   以最核心的概念“仁”来作比较。我们已知孔子于“仁”有这些言论: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泛爱众,而亲仁。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足者……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的学生有子的名言说得也挺直白: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又,孟子有这样两句名言:

   尧舜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为政不得罪于巨室。

   从这些材料可见,孔孟的“仁”,是一种“仁术”,是不免矫揉造作而为了使民不敢不敬的,即使讲孝,也是给民做榜样,目的仍是使民得到驯服而不至于犯上作乱,而为了使民敬畏,则在庙堂等各种重要场合更是繁礼缛节,“仁”的政治纲领是克己复礼、兴灭继绝,高度形成某种某种统治的利益,虽讲“泛爱众”,却是有等级、有区别的,就连樊迟想学点农圃,孔子也不喜欢。孟子更把孔儒的“仁”学实质挑明了讲,是“不遍爱人”,是“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可见,孔儒的“仁”有着十分鲜明的社会立场和具体内容,是贵族的,是彻底地为治人者着想的,与发不出声来的民众有着相当的对立。

   那么,墨子的“仁”有何不同?

   墨子的以下言论,说明着他的“仁、义”有着与孔儒不同的倾向:

   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君子以身戴行。(《修身》篇)

   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尚贤》篇)

   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篇)

   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善利之,不必用。礼,……等异伦也。(《经说》篇)

   圣人……,仁而无利爱,利爱生于虑。(《大取》篇)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篇)

   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篇)

   以上所引,说明墨子主张仁义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是像爱马那样含有为自己的目的。所以这仁义是不谋利的,是发自诚心而无私心考虑的。所谓礼,是打破贵贱,讲人与人的平等。因此也决不赞成那种认为贫穷富贵治乱寿夭皆命中注定的说法。这一原则用于天下国家,就应当是有针对性地用“尚贤,尚同”治理昏乱,用“节用,节葬”治理国贫,用“非乐,非命”治理沉迷酒色,用“尊天,事鬼”治理没有信仰。用“兼爱,非攻”阻止争城掠地。而墨子对“礼”的作用的诠释,竟然是“等异伦”,这与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真是大相径庭。

   可见,墨子的“仁、义、礼”方面的内容,与孔儒有着不同以至严重对立之处,他是另一种君子,是从平民角度平等角度考虑问题的君子,摒弃着贵族统治的立场,犯了孔孟之大忌。

   要说墨子与孔儒一致之处,还可举出不少,比如:

   一,在社会发展方向上并无不同认识。众所公知,从孔子到孟子,都对东周以来分崩离析、诸侯争战、兼并不已的天下大势不满,他们希望“复礼”,就是回复到像周朝的前期那样,大小诸侯国相安无事,大家众星拱月尊崇天子,因而天下太平有序。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行“大道”的“大同”之世,然而自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以来,“大道”远逝,社会能维持在以“礼”为标志的“小康”之世,就算很好,但眼见得连这个也维持不下去,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继之而起要称霸的又大有人在,天下不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孔子到孟子又千方百计为有国者着想,要他们效法周文王行王道,从而在纷争的天下立足和发展,成就王业(这隐含着孔孟式的“革命性”,即在统治层内部可以有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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