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董健 丁帆 王彬彬:在文学和历史之间……

更新时间:2015-06-19 17:58:29
作者: 董健 (进入专栏)   丁帆   王彬彬  
80年代现代性启蒙语境刚刚 有所恢复,而在中国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由于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却又一次出 现了对现代性价值的游离和质疑,“现代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遭受了太多的阻力 。现在许多学者开始在封闭的文化视野内审视反思“现代性”的普遍价值,抹杀西方的 参照系,这容易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有些学者和学生一起观看革命样板戏,看完以后 居然感到很震惊,认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极其浓厚的巨大现代性艺术元素。他们强调现代 性的多种模式的可能,却恰恰不承认它其实就是一个现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的 一个文化模式。

   王彬彬: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有多种可能性,有多种模式,只要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过 去几千年封建主义的道路,也可以是一种现代性。事实上,根本没有现代性的多种可能 性,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现代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现代化” 这个词是谁告诉我们的?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到我们要现代化的?是西方把一个现代化摆在 我们面前。

   董健:应该承认人类有共同的价值。

   丁帆:因此我们对现代性的价值内涵要有一个规定,否则什么都可以说是现代性。我 对“现代性”的定义是:“现代性”是褒义词,而非中性词。“现代性”是自中世纪以 后资本主义在其人文精神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精神机制。它的 核心内容就是以人性要求为旨归的文化走向。

   王彬彬:当一个国家有一个超越于一切之上、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无条件地崇拜的 神一般的领袖的时候,就不可能是现代性的。

   丁帆:“大跃进”大炼钢铁,几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千疮百孔甚至几千万人的生命都 没有了,怎么会有人把这种极端的反人性说成是现代性呢?文化界思想资源的单一性造 成了这种种奇谈怪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我们一定要拨开层层叠叠的理论 和思想迷雾,在叙述当代文学五十年的历史时,尽量努力去缝合价值立场与历史情境之 间的错位和裂隙。

       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徘徊

   不同的历史场景应该有相应的文学话语,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许多过去和现在的文 学话语需要重新理解和定位。

   董健;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文学的历史,有一系列的关键词需要加以廓清,并需要对 它们重新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比如“深入生活”。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起码的不待言的 东西,没有生活体验就无法写作,这是基本的常识问题。外国作家不提“深入生活”并 不是说不要生活,而是作家独特的体验到的生活。“深入生活”至今还是使用率很高的 话语。建国后凡是带着问题“深入生活”,写出的作品没有一部是好的,包括最高明的 作家像赵树理,因为这根本违背了文学本身的规律。与这个相联系,就是“小资产阶级 ”一词,这是建国后评论文章中使用得极为频繁的概念,是作家头上的一顶帽子,其实 没有什么真实的依据。

   丁帆:这些在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甚至定势的概念术语,需要我们今天以 客观的眼光来加以考量。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却又有较大的回潮,同时国际上 狭隘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势头也凶猛。在这样的语境中,许多人又开始眷顾“民族化 ”、“大众化”之类的词语,实际上,认为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建设仅靠民族精神远远不 够,现代精神仍然是最值得强调的。

   王彬彬:整体的理论框架和价值立场确定之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问 题可能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有一些在以往当代文学史中广泛使用的概念,比如“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我们可以不用,或者用的时候首先要进 行批判性的清理,为此我们专门在各个文学时段分别准备了一节“概念清理”的内容。

   董健: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流行的概念,它们的产生只是为了即时性地说明当时的 文学情况,确实要慎重使用。如“改革文学”甚至可以完全不用,“反思文学”是针对 那一批特定的作品,其实“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是交叉的,包括当时出现的一批 新的文学作品。这些都是当时评论中约定俗成的概念,我们只有在表明当时的文学状态 时带引号地慎重使用。还有近年提出的“潜在写作”、“红色经典”等等,也要重新进 行批判性认识。“红色经典”这样的概念就非常可疑,经典就是经典,过去莎士比亚、 托尔斯泰、鲁迅算什么颜色的经典?

   王彬彬:今天你们二位基本上把理论框架确定了下来,当代文学五十年有了一个一以 贯之的视角和立场。但这只是一种当代文学史的背景,是学理上的表达,显露在文学史 前台的还是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比如对《三家巷》,我们是把它纳入历史的叙 述还是省略,如果要提及,那么在具体层面上怎么操作?赵树理如何评价?即使是十七年 那些后来公认是难得的好作品,如《百合花》、《关汉卿》、《茶馆》以何种面貌进入 文学史的叙述体系?我想评价这些作品时无法脱离当时的具体背景。

   丁帆:这牵涉到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历史叙事的方法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作为一本教 材,文学史应该注重“三性”,即严谨性,稳定性,规范性。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实 现编写者的视界与历史上具体文学作品的对话乃至尽可能的融合。

   董健:这就要把文学作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关汉卿》这部戏现在看 来有很大的弱点。当时情况下,人们可以对把社会压抑的反抗之情寄托在关汉卿身上, 在当时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下,田汉自身也被高度政治化了,甚至爱情描写都高度政治化 了。其实历史上的关汉卿跟戏里所写的相差颇大,田汉写的是他心目中的关汉卿。关汉 卿作为“风流才子”、“杂剧班头”的一面没有得到真实表现。

   王彬彬:如果我们能在对具体作品的认识评价上有所突破,这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里刘世吾这个人物,王蒙自己当时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 人物,这是他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一种现象,所以他小说里有很多困惑和迷茫。刘世吾绝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我后来看了《露莎的路》,感觉到露莎后来就是刘世吾 ,刘世吾跟露莎是非常像的。原来都有过一股子革命热情,后来非常冷漠,其实他(她) 们能力很强,再复杂的问题只要他愿意解决是可以解决得很好的,但是他(她)们不肯干 。露莎后来到20世纪40年代国共相争的时候已经非常冷漠了,完全是个刘世吾。所以他 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也不是革命意志消沉,他是太敏感了,看得太清了。

   董健:还有《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王蒙为此挨批获罪。以往对林震这个角色评价 很高,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即把林震和《一地鸡毛》(刘震云)中的小林相比较,就 发现二人都面临着在一个新环境里适应变化的问题。但是林震面对当时的那种环境是顺 向思维,本意上是想维护完善现行的体制,希望这个政权充满活力。现在从历史的角度 来看林震反而没有刘世吾这个人物有价值,甚至也不如小林有价值。《单位》把这个体 制的腐败写得多么生动,小林一方面无奈地适应这个环境,但另一方面心里并不对之认 同,小林身上还是有点现代意识,起码可以说,作家写小林时有现代意识。但当时王蒙 写林震却缺乏现代意识。

   丁帆:所以,对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的确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关心的课题。^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555.html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沪)2002年02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