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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国际关系领域的若干研究动态及问题

更新时间:2015-06-19 13:08:04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讲到这里,不能不探究另一个层面即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纵观当今世界,变革与发展绝不只是所谓“转型中国家”的事务,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不在根据变化的环境和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同时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无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而言,进行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并从中获得借鉴启示,无疑是当务之急之一。理论上讲,外交的转型并不是当代独有的现象,它发生在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所有阶段上;每当旧的时期结束、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政策体现的外交工作,必然形成从指导思想、交往原则到敌我友关系构思和战略策略的一系列相应改变。然而,在当代条件下,确有一些独特的新内容新趋势,值得跟踪研究;例如,人们不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了世界由“战争与革命”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由粗放式扩张朝集约式增长的技术变化,由所谓“经济发展第一”朝注意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几年内,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及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全球政治与理念的多极化趋势等历史性事态,所有这些当代史实都不可避免地将给各国新时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记,并且对于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发生久远的影响。

   因此,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要客观而充分地记录历史,它必须认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经验和教训,它还应当提供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说明,它将揭示外交与内政之间实际存在的、却奇怪地受到长期忽略的丰富联系。比如,它可以告诉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为什么更加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是必需的,为什么外交人员要不断更新观念和自我充实,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变得更加多层次多渠道,为什么外交决策过程有可能更加立体化和科学化,为什么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既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又同时受制于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贸易的或其它经济技术的手段比传统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国际间的利益和矛盾很难用一个尺度权衡及应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研究人员能够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能够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才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四、国际安全的新形势和相应产生的新安全观念

   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禧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

   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少数年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有可能加剧全球范围的军备竞赛,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警惕和防范。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尤其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消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因素新趋势。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思想是,随着边界作用的相对下降和主权意识的某种变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

   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不止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如贩卖毒品)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包括难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

   总之,新的安全观要“综合”的,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关系。

  

   原文来源:《学术界》(合肥)2001年第01期 第251-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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