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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雷海宗之死

更新时间:2005-11-18 05:46:36
作者: 王昊  

  

  从1962年春天开始,雷海宗便拖着疲病之躯往来于自家寓所、病院与南开大学主楼之间,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史”,那时的雷先生“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维艰”。尽管如此,但能够重返讲台,能将“有限的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对于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被剥夺了教学与研究权利的雷海宗而言,已是莫大的欣慰,精神日渐饱满,较以前有所振奋。可是,此时的他毕竟重病缠身,精神虽健,亦有竟时,人终究不能只靠精神支撑。早年留给学生们深刻印象的那个博闻强记,“讲课安详、生动、流畅”,“手持粉笔,常常连卡片也不带,年代记得特别清楚,随讲随把公元纪念、人名、书名等写在黑板上”的挥洒自如的雷先生,现在却不得不依靠拐杖、三轮车两样工具,每当上课的时候,“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

  1962年间的雷海宗,这个被病痛折磨得神形颓萎的“小老头”,最终将他那痛楚满身的形象深深的留在了学生们的记忆深处。雷海宗,一个曾经名动士林的史学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便在学界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战国策”学派主将闻名的雷海宗更是以其独特的形态历史观、文化史观及对中西历史的深邃理解而声震史林。如此成就的雷海宗,晚年生活却不甚如意。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在华北区的清华大学被改为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原来实力较强的清华文科遭到裁并。是年,雷海宗被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说起来,令南开人略有些气短的是,虽然雷先生终老于南开,但是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辉煌却着着实实地写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历史上了。

  院系调整的利弊得失虽有定论,然检讨之声依然不绝,反正结果是喜忧参半的。不过,不能否认,解放前,一些有着悠久且优良办学传统,独特且鲜明学术特色的大学已是风光不再,神采顿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损失了一批已经与学校铸成“血肉联系”的著名学者。一个有着稳定且具特色校风、校格的高等学校,必然拥有一个较为相对稳固的学者群体,尽管这些知识人的学术、学科背景不尽相同,但因较长期地服务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校,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个“意气相近、脾性相投”的群体,从而逐渐形成了较为相近的精神底色,一个学校的多姿风貌正是依凭着这些学人而真实和鲜活的体现出来的。这些学人有如一个个色彩、质地相近的珠玉,串连在一起,便是一款名贵的宝器,整体及各部件都具连城的价值。可一旦各类宝器被参杂交错,各色珠玉被弄得玑珠散落,即便再被参差相连起来,那件物品也只能是华彩斑斓而已,“珍贵”可能就谈不上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雷海宗是属于清华的,他的学术生命基本中止于他的清华时代。话虽如此,但珍异之器,亦必有夺目之光。与郑天挺先生一样,雷先生之于南开,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于南开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过至为关键的作用。雷、郑二人移砚南开,顿使南开史学研究风气丕变,学术风貌焕然一新,此是不争之论。

  当然,有时看似“合情合理”的历史逻辑却有违历史人物的个人心意,一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大而无普通人,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雷海宗来南开时的心境已不可考,但此行总让人感觉有一丝“发配”的意味。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观来思量此事,觉得让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倒也是件合乎情理的事情。当初,郑天挺离京赴津时,曾有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我在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虽有此种想法,但也深知“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遂愉快成行。当时的雷海宗,想必也是如此心情。

  按理说,雷先生在知天命之年调入南开,年虽半百,而学术生命实乃甫入“壮年”,如若能假以时日,辅以和谐理想的学术环境,势必能使自身学问更为精进,也必能造就出卓然的学术成就。后学及亲友常常慨叹先生满腹学识无人领受,雷氏衣钵托付无人。人们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所表露出来的惋惜之情,虽在情理之中,但也在意料之内。此乃人事,岂是天意!

  对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来讲,1957年是个“六月飞雪”之年。在那些以言落难的学人中,以性格而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性格太冲、太硬,每每显得头角峥嵘,刚健有余而圆融不足之人;再就是性格偏于温和,谦和有度,遇事则忍,多少带有些“懦弱”味道的人。雷海宗不是一个棱角分明之人,他性情平和、谦恭,任劳任怨,不自私亦不自大,为人处世恰到好处,当属后者。在妻子眼中,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在学生的眼中,他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即便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鸣大放中,雷海宗也没有对当道有过一句过激的怨言,更无尖刻的批评。就是在风雨将至的前夜,他还在《人民南开》上撰文,表达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衷心拥护。在《对整风运动现阶段的体会》中,他简述了几年来自己思想改造的轨迹及学习体会,尤其对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的那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讲话记忆尤深,并视其为自己几年来“工作的指针”。雷氏此篇文字颇有模仿当时流行话语的痕迹,对于鸣放期间一些学人的过激行为也提出了批评,并表明自己的立场。“葛佩琦那种杀气腾腾、团结反革命的言论,从最轻的方面讲,显然是要抹杀共产党的领导,要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如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言论,等于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另外也有一些说法,虽然不如此突出,虽然口口声声仍然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敌我不分的气味是很容易嗅到的。对于跑到敌人方面去的思想,我们必须与它划清界限;对于模糊不清的思想,我们必须适当地提出批评”,“我们要深深记取: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党。尽管我们不是党员,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人和我们子孙切身利益都是与党存在血肉相联的”。其实,从这种模式化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态度及世界观的明显变化。这变化是否是其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可能还需要些时日观察、判断,但无可置疑的是,雷海宗这番表白是出于对党领导建设事业的真心拥护和对国家的热爱。就像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确实,解放后的雷海宗一直是“积极改造思想,参加各项运动。通过教学和研究,力求为新中国文教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史的不幸有时就在翻覆手之间。如此一个好人,一个态度温和,政治立场坚定的雷海宗竟在“反右派”运动中翻身落马,闻之很是让人觉得诧异。不过,雷海宗早年的学术背景和经历已经注定了他在一个新时代中的学术和人生的命运。教育主管部门将其调任南开大学,其实已将一个信号透露出来。当年虽被“发配”离开政治中心,但却不能躲过政治风暴的袭扰。1957年夏,雷海宗之所以会被抛出来“祭旗”,其来有自。从根本上讲,无非是要借此机会对雷海宗多年来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做一次彻底的清算。雷氏一生在学术方面的得失自不必一一详说,但有一点就是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是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是完全相左的。

  与民国时代相对多元化的思想界相异,新中国的思想领域已是马列主义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力,并且不容许受到丝毫的挑战。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必须脱胎换骨,要将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彻底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必须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此观点划分,雷海宗当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而且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改造。如此看来,对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进行清算,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说到雷氏晚年的学术,似无太多的评论可言,这倒非是其学术的含金量不比往日,而是他晚年所写的一些篇什,恰是后来其以言获罪的证据,想来叫人不忍提及。其实,学术政治化是那个时代的一大特点,即便是雷海宗自己会积极改造思想,参加各项运动,努力跟上政治形势。可一旦讨论起学术来,他还是一本那“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依然发表有违时论的见解和观点。1957年4月间,《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参加关于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的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雷海宗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发展停滞”的讲话。4月21、22日的《人民日报》对座谈会发言做了刊发,并以编者按和编者注的形式指出“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编辑部对雷氏发言如此重视,显然是希望由此引起各界的进一步讨论。4月22日,雷海宗致函《人民日报》,对于座谈会发言予以解释,“我对‘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62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62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同时,将其在天津另一座谈会上的主旨大致相同的发言稿附录于信后,作为补充解释。其实,雷氏所言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发展社会科学这一具体的学术问题,并非探讨形而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所要批评的其实是一个现象,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但从1895年后,教条主义者们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状况不做了解和调查研究,不去搜集掌握新的材料和成果,安于马恩所取得的成果,致使新社会科学发展停滞,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进行“补课”。

  本来一个人落于纸面上的文字,不同的读者读后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座谈会的讲话不能像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在雷氏此番“宏论”引起讨论后不久,6月2日他又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上作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演,尽管雷氏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历史的发展规律,但在学理层面,他依旧没有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来考察世界史,到头来这还是篇与时论相违的学术文章。在“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后,恰是这三篇文字成了支支击中雷氏要害的利箭。7月,南开大学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傅筑夫、李宝震等知名教授纷纷落马。这个月的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也给天津市委下达了批雷的最后通谍,直至8月14日,雷海宗终于被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批判焦点当然就是他在4月《人民日报》座谈会上的讲话。16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科学联合会扩大会议消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被重点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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