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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 邱建生 高俊 温铁军: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更新时间:2015-06-17 22:43:38
作者: 何慧丽   邱建生   高俊   温铁军 (进入专栏)  
内部也相对保持了稳定,颇有“中国复兴”之迹象。若能够有效缓解越来越严重的“三大差别”,则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

  

   二、中国现代化“比较优势”之二:村社理性

  

   本文关于村社理性的讨论,是从其作为工业化进程中周期性发生危机、其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以村社内部化机制为基础实现软着陆的视角来做分析的。与上文讨论的政府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同层次。相对于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假设的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个体理性”而言,村社理性是从中国发展经验中归纳出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

  

   村社理性针对的首先是市场“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这个经济学的一般问题而提出的。我们认为:在小农村社制度不被以“亲资本”为内涵的激进政策破坏的条件下,村社理性体现的是一种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经济机制,即以乡土社会中的村社地缘关系为产权边界,存在着农户成员权在村社共同体的集合代理,据此而形成的是户村两级地权结构,这是“一种内部非排他性的、体现‘社区成员权’的农村产权”。这种统分结合的、以成员均分共有、两权(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产权关系所派生的财产分配和收益整合等相关制度,能够通过内部化的收益互补来降低市场化的外部风险。

  

   任何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那么,村社理性还指的是村社文化共同体层面上的,即建立在村社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两权分离的经济制度基础上的、以农村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维系村社内部社会秩序的群体理性。就是说,“中国人数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辈辈共享村落边界内的以土地、水和山场为主的资源,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小农村社因而成为再造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基本场域”,成为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的实体性信仰,这个层面是对其经济学意义上的延伸。

  

   小农村社作为农村社会基础性单元,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基础性载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用有三:

  

   (一)农村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从宏观层面来看,得益于以“里仁为美”的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立的初级社和生产队,之所以能完成人民公社集体化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提取剩余功能,也在于内部收益分配相对均衡这种村社理性的机制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30年,在一些农村工业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村社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如下两个“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助推农村工业化进程。

  

   首先是“自我资本化”、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从而跨入产业结构调整历史阶段。以苏南农村工业化的一个个案为例。“苏南吴江有一个生产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自主创办社队企业时资本投入为零,即使全靠劳动力,也至少还是需要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工业原材料。于是,队干部召集全村社员协商一致,每个劳动力每年让出500工分不参与分配,由集体拿这些从全村农民社员嘴里节省出来的农产品与城市国企交换本村企业需要的原材料。就这样,连续3年,每个社员让出了1500工分,终于在农村集体化时期的人民公社体制条件下完成了村办企业的原始积累!”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单家独户以其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存量,不具有进入现代工业化的条件。然而,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开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苏南农村早期的工业化,在集体经济为名的“村社理性”内部化机制作用下,通过村社内部成员劳动力规模投入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的“自我资本化”能够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社区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内部化积累和转化,可以助长“负资本”起步的社队企业起步和发展。其实,村社理性在助长社队工业化方面还体现在社区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的零成本、土地自我资本化,社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成员共担”等诸多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方面。

  

   其次是“内部化”消纳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诸多负外部性问题。主要是克服工业化进程中村民、农户之间收入分化和工农业发展的结构性不均衡问题。在基于乡土社会道德文化的社区精英领导下,以村为单位整体进入工业化的一些农村社区,企业并不只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还要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福利,构建收益公平分配的内部化机制,公平分配工业就业机会;此外,还采取了注重工农从业收益的社区内部平衡,打造“绿色车间”,有效避免农业衰败等措施。改制以后的一些苏南乡镇企业为了实现产业升级以利于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其归属和经营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更多的集体经济组织在改制中保留了不可变现的工商业地产租金占有或分享权,一些实力强的集体由经营企业转变为经营资产和吃租收益(土地租、厂房租和设备租)。其间,有两个特点是“对‘老苏南模式’内含的村社理性——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特殊机制的延续”:一个是有效降低了外部投资主体进入乡土社会的交易成本,一个是在实现了相对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土地要素资本化而言的再次资本化,保证了苏南的稳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进行原始积累阶段的“自我资本化”,还是“内部化”消纳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诸多负外部问题,都不只是归因于中国式小农经济所“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应归因于“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换言之,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以劳动和管理协调替代资本投入的内在机制”,正是村社理性所内含的温情脉脉的社队内部自我剥夺和家庭内部代际分工与协作的代际剥削,也是“中国农民勤劳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具体实质”。

  

   (二)劳动力大幅流出的传统农区的土地流转,血地缘关系起主导作用

  

   就普通的中西部的传统农业地区而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的传统小农村社经济,由于其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的局限不利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在发达地区工业要素市场价格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强大拉力下,成为以老人、妇女为主的留守经济,或者成为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虽然如此,也因其基本制度及村社价值系统尚未根本改变,村社理性依然在因农村劳动力流出而导致的土地流转现象中发挥有效作用。

  

   例如,许嘉鸿、贾林州通过对豫南某镇乡村某4个村民小组土地流转情况的调研发现,在114户农民中有高达76户有流入或者流出土地的行为,但是其中有正式合约的只有47户。在这些村庄的土地流转合约双方关系情况中,兄弟间土地流转的有20户,比例最高,占42.55%;而兄弟、父子、五代血缘亲属之内这三者之总和为40户,占85.11%;邻居、同组的地缘关系、外组之总和为25户,占53.19%。至于这外组的11份,也大部分是由于亲戚。村庄土地流转租金支付方式的四种状况按从多到少的户数和相应百分比顺序排序为实物(20户,42.55%)、无租金(18户,38.30%)、货币(6户,12.77%)和换工(5户,10.64%)。之所以货币化地租很少,是因为村庄中土地流转的交易现实“仍非市场原则主导,而是由血缘与地缘关系主导,其实质仍是互助合作型的交换行为”。

  

   上述土地流转合约的双方关系与租金支付方式表明:传统村庄农户间流转土地的经济现象,仍是血地缘关系主导的内部化的村社理性机制在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包括血缘和作为血缘映射之地缘的村落的价值认同与共同规范……建立在以血缘认同为核心的村社意义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性。

  

   (三)在工业化产业扩张阶段,村社理性对现代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

  

   传统小农村社还能成为一旦发生全球输入型经济危机时各种问题得以“软着陆”的地方,尤其是成为进城失业农民仍然可以返回农村就业与生存的弹性空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中国高速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石,“正是农民可以在进城务工经商失败后返回家乡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从而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使中国现代化的重心稳定,城乡社会有序,使中国可以经受得住几乎任何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冲击。”

  

   整体上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乡土社会承载城市资本的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三农中国对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以2008-2009年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产业扩张之时的第一次危机发生时为例:之所以东南沿海企业倒闭时2100万农民工失业而几乎没有发生严重问题,很大原因在于理性的政府以财政手段进行深度干涉,在大幅投资农村建设以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时,广大农村地区还能够成为“软着陆”的“蓄水池”,其池底——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2.4亿户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而且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处理严重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

  

   而在当今资本过剩状态下,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还可以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从而最大化地保持村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诚然,若从历史意义的、更宏观的多元角度来看,中国的小农村社优势还在:“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着世界上最众多的村庄和农民,大多数农民在村子里仍然从事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这些小型的、多样化的家庭农场是最能解决未来人类食品安全问题和避免工业化农业的耗能困境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根基之所在。”

  

   三、小结:进一步的问题探讨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比较优势”,到目前来看,主要是在人多地少紧张关系及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张力下、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客观形成的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

  

   政府理性体现在政府直接作为经济主体推进资源资本化并且占有收益——无论是集体化时代由中央政府主导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还是改革开放后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方式大办乡镇企业和大办开发区获取土地资本增值收益、进行招商引资。村社理性主要表现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中的“内部化”机制;在农村劳动力流出阶段的土地流转中发挥有效作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软着陆”作用;等等。

  

   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日益深化——“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变成了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在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对外形成“金融依赖”;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面临结构性矛盾——劳动力,产能和金融“三大过剩”压力,以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加剧失衡问题。

  

   而农村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村社理性正日趋遭受瓦解:新增人口不再分地的法规颁布,农村青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出农村,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这都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以及“三农”对工业化危机的承接能力和社会调节机制。

  

   中国是否还能维护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这两个比较优势,已经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继续加强其理性经济人特征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推进激进发展主义,农村生产力三要素均因被“农业外部定价”导致大幅度净流出,一方面是史无前例地出现城市化大跃进,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基础衰败、“劣绅驱逐良绅”,遂使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村社理性无效。由此,三农问题及乡村治理困境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不得不面对的多种挑战之中的“重中之重”。

  

   中国在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的战略转变之中,将其强政府的经济理性通过深层次改革的整体推进,转变为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为主的“善治”理性;并且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中,采取“针对村社多边合作的资源注入和有效制度供给”,以此修复、发展村社理性,这是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的要求。多年来从事当代新乡村建设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村庄为基本单元在全国范围内一些有条件的农村从事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性的合作试验,一方面顺应了中国工业化中期之后“以工补农,以城返乡”的政府理性转变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冀望于通过干预性试验研究形成对小农村社理性的科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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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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