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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布言:墨子的法精神---纠错与反对

更新时间:2015-06-17 20:15:21
作者: 吴布言  

  

   “法律无规定者依习俗,无习俗者依法理”,这是法理补充法律不足,充当最后适用的法源,亦即最后判定的依据。这只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墨子的法精神则具有最为广泛的涵义,它包含法理,但高于法理。《经上》说,“法,所若而然也。”,即法为顺从它而后成的东西。《说上》说,“法: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意,法意,思想上有法的意识或思维,即法精神;规,法规,具体规则与行动方法;员,圆,动词,即行动。也就是说,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有法精神,然后要有具体的规则与行动方法,最后付诸行动。法精神实质是依照自然界(包括社会界)的规律和规则(准则、法则、标准、准绳)来看待处理一切自然界(包括社会界)的问题的思维模式和思想原则。它既能规避人类实践行为的任意性与不确定性,又能弥补人类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充当最后使用的准则源。墨子法精神的确立是基于“举公义,辟私怨”的道德实践,目的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道德价值理性与实践工具理性实现有机结合的必然。

   墨子的“法”的涵义极为丰富。包含原则、准则、法则、标准、准绳、规律、方法、方式、手段、途径、道理、法理、自然之理、伦理、道德,逻辑等等,一切具有界定、判断或路径意义的内容。墨子将法精神运用于一切自然界(包括社会界)而作为判定原则。比如,自然界的万物生长规律、天地上下、阴阳变化、四时交替、牡牝雄雌,等等;比如,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行动方式、思维形式、工作手段、是非对错、治乱利害、暴恶良善、义政力政、道德高下、男女之情、法理、言语文学、风俗习惯成文与不成文法律规章条例的制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等等。由于墨子生活的时代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百姓民不聊生,家破人亡,饿殍相及,而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为了拯民救世,墨子不得不把将法精神的注意力首先并重点地集中到人类社会。

   墨子在《法仪》篇里说明立“法仪”的重要性,“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非命上》又譬喻说,没有法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法,法则,标准;仪,准则,标准。二字同义,以彰显“法仪”的重要性。墨子强调了两点,一则无法仪不能成事,是非利害不可辨明;一则有法仪虽不能百分之百完美,但可以无限接近完美,总能超过个人的主观判断。

   墨子认为,天有三德,“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明久而不衰”,(《法仪》)因此,天仁;又认为“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天志中》)所以,天有三格,仁、贵、知。相比于天,父母、学、君都不仁、不贵、不知。所以,立天为法仪。“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俗话说,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人自身是造成人世间一切不平的根源,要获得公平的世界就必需解决人自身的问题。而人自身的问题在于部分人(主要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坚持“以差论”与“等异论”,导致人与人不相爱相利而相恶相贼,所以,要解决人的自身问题就必需破除“以差论”与“等异论”,以兼易别。以兼易别就要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与人平等互爱,平等互利。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就要以天为法仪。所以,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天志上》)中天之法仪则是,不中天之法仪则非。“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天志下》)经,常道、规范。天经地义,义自天出,天欲人相爱相利,就是“天欲义而恶不义”。“天欲义而恶不义”,则天欲人行义,行义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见《墨子的“义”作何解》)简而言之,利天下,再简而言之,利人。所以,天作为法仪的最高终极标准就是判定“是否利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利人是社会界平等公正,尊重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的体现,所以,天仪是价值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体。

   天有三品,先验、超验、无验。天,形而上者,绝对理性,绝对正确,绝对真理,超自然力量,处最高而不动。“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天不但是标准制定者,而且是名义裁判者或间接的执行者。风雨雷电、四时变化等自然力量与人是形而下者,是天志的直接执行者。尤其是人,非攻诛罚,对于恶人贼人,正义之师、百姓人民“‘共行天之罚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尔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赏于祖,而僇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明鬼下》)所以,人是人世间最终的审判裁决者、执行者。而相对于天,人只有相对理性、相对正确、相对真理。作为人类社会的经验者和审判裁决、执行者,如何保证思想行为不偏离天的既定轨道,而做到最大化的利人?

   墨子为此特地制定了“三表法”,以历史和现实的实践经验判定正确与否。本之、原之、用之三法构成墨子的纠错工具。利人不利人?一切均要经过历史经验、百姓人民经验(反应为民意)、现实的实践运用(都属于经验范畴),层层递进的程序检验。尤其在于“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综合判断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为最后程序与最高标准。如此一来,天仪标准与三表法工具形成的纠错机制,类似于摆动运动的波形轨迹。天仪是基点和运动基线,三表法是回收力量,使每次摆动不致于离基点基线太远。这样,作为相对理性的人不致于犯大错,而且还能够无限制最大化地接近绝对理性的绝对真理。所以,三表法是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体。而天仪与三表法构成的纠错机制则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三统合一统,构成自由与和谐的纠错机制。

   纠错机制拿墨子的话说,就是“辞过”。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是实践意义上的“过”错,取消了利人最大化。“辞过”的目的就是使人的活动符合“利人”的法精神,从而达到利人最大化。而要达到利人最大化就要中“节”。墨子在《辞过》一文里,列举了人类最基本的关乎衣食住行性五种行为(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的不符合法精神,不利人的“过”错现象。通过枚举论证归纳法,证明万般事物必需有“节”。墨子在文章最后以譬喻的形式点出主旨,“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节,节度。即自然界(包括社会界)的万事万物都有个度,不过,也不不及,恰恰利人达到最大化。所以,纠错机制类似摆动运动的波形轨迹的基点和基线就是法精神利人最大化的“节”点和“节”线。“节”必需在自由宽松和谐的氛围中达到目标,不需要任何强制与外力。否则,就走向“节”的反面—不中“节”,“节”是自由意志的体现。

   比如,在国家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对社保、医保基金投入不足,就达不到利民的最大化。如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投入过多,必然影响其它方面的投入。总体上可能就达不到利民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找到国家百姓人民利益最大化的“节”。比如,出口创汇。外汇主要是美元等国际硬通货,在主权国家不能通行,必需兑换成主权货币。我国主权货币为人民币。外汇储备也要有“节”,保持适度。外汇过多,一则大量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导致国内流通货币增加;一则国内商品或资源输出。钱多货少的倍数效应,必将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不利民生。多出来的外汇应该用于进口国外商品或资源。一则平抑国内物价;一则储备资源。或购买国外科技与服务,如高端技术、教育(外派留学生)等等。外汇又不可过少,过少不利于维护人民币与经济稳定。因此,寻求外汇储备上的“节”,是在国际贸易方面达到利民最大化的关键。

   比如,什么样经济制度是符合法精神的?墨子认为必需维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墨子明确表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墨子还认为要禁止侵凌私有财产行为,“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不可“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墨子还认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不可以各种名义“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为了保护百姓人民生命财产,墨子止楚攻宋,止鲁攻郑,反对“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的不仁不义暴行。(《鲁问》)

比如,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符合法精神?“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鲁问》)墨子认为以尚贤尚同为原则的政治制度符合法精神,尚贤尚同均是“为政之本,治国之要”,二者不可偏废。尚贤,国家的政治基础是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就是一方面确保充当各级政长必需是贤能之人,“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也……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另一方面明确各级政长必需选举产生,“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尚同,在选贤任能的基础上,确保国家不昏乱(混乱甚至动乱)。在保留“人异义”的个人意见同时,实现“人异义“的最大交集与公约数,同异互存,同异交得,避免“上下不同义”(“若茍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见《尚同中》),而后“壹同天下之义”,也即在“异”的基础上取得最大的“同”,求同存异,此“同”是源自最基层的百姓人民,而不是出自于上位者(执政者)。国家执行政权,要确保政令自上而下畅行于社会各级人员。因此,上自最高政长,下至平民百姓的各级人员必需遵守某些既定规则。就各级上位者执政而言,要“上同不下比”。上同,上者同一义,上位者取同一义而出于下,即将下级人员之义集合起来,取“人异义”的最大交集为同一义,代表最广大百姓人民的总体权益行使执政权。不下比,执政时上位者不可比附下位者的众多之义,而被“人异义”所左右,无所适从;就各级下位者行政(履行政权)而言,要“尚同无下比”。(《鲁问》)尚同,崇尚同一义,下位者尊同一义而出于己,即下级人员将各自之义集合起来,取各自“人异义”的最大交集为同一义,代表最广大百姓人民的各自最大利益。(“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见《尚同中》)同行政时各级人员必需认可上位者(执政者)自由行使受到时量、方量限制的执政权力。即“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此为“是上所是,非上所非”的自由执政允许原理。是对法律规定权限的认可,而不是对个人的认可。对法律权限的认可就是崇尚信仰遵守法律,而不是践踏蔑视违反法律。无下比,不能有比周下位者之异义而结党营私,干扰阻挠政令通行的言行。莫不若此,执政不力,政令不畅,执政者也没法当,尚贤选举就失去了正当性与必要性。选举则为空选,必然又回到“是以人是其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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