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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等:关于“第三条道路”

更新时间:2015-06-13 00:37:52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韩相震   郑杭生 (进入专栏)   黄平 (进入专栏)  

   韩:通过今天的对话,对于您的“新现代性”这样一个概念,我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在系里主要是负责理论教育这一部分,自然是脱离不了“现代性”这些概念的,所以今天学到很多东西,谢谢您!

   郑:我也是,我们的交流非常有益。

   韩语翻译:吴维

   录音整理:汪雁

   (二)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黄平 韩相震

   地点: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国香书吧

   时间:2004年1月10日上午

   黄平(以下简称黄):在20世纪的20-40年代,中国就有“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论和力量。在中国哲学领域也有类似“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和创新。其中,冯友兰(注: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等。)先生可能是中国在西方最享有盛誉的学者之一。在40年代,他被认为是新理学的创始人。他也是50-70年代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和毛泽东有过许多哲学上的交往。80年代,在几乎90岁高龄时,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几乎又一版再版,并出版了《三松堂自叙》和多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韩相震(以下简称韩):他仍然健在吗?

   黄:几年后,即1990年,他去世了。他是一个试图对现代中国进行新的诠释的哲学家,他试图考察儒家学说和其他类型的中国哲学是怎样依然起作用的。

   韩:我想知道他的名字的写法。

   黄:我可以用中文写下他名字的繁体、简体写法。我相信他的著作在韩国有翻译、出版。比冯友兰先生更年轻的、依然健在的学者,其中之一是张世英(注:张世英,男,生于1921年5月20日,湖北省武汉市人,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小逻辑〉绎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论黑格尔的哲学》、《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导论》等。)先生,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最初研究的是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后来逐渐发展了某些关于“三”的观点。张世英先生现在已80多岁了。更年轻一点的学者——其实并不年轻了,比张世英小一些的有李泽厚(注:李泽厚,著名哲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著作:《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美学论集》、《走我自己的路》、《美的历程》、《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华夏美学》、《美学四讲》、《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还有历史学家庞朴,都提出了关于“三”的思想。他们近年来在学术界十分活跃,在现代中国社会思想领域著述颇丰。

   韩:李更年轻吗?

   黄:是的,70多岁。不过,还有更为年轻的学者,有些你已经认识,如赵汀阳。当前研究中国哲学最为著名的学者有北京大学的陈来教授,50岁出头吧,他是冯先生的第一个哲学博士,主治王阳明和新儒家哲学。以上这些是哲学界的学者。我国也有从事现代性和另类道路研究的学者,其中有俞可平,我曾经向您提起过他。另一个是与我一起在《读书》杂志共事的汪晖,我记得我上次向您提起过。汪晖最近在哈佛出版了一部英语著作。大概下个月,他还将出版一部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四卷本的中文著作。

   韩:是的。他也是你在《迹》(TRACES)杂志的合作者之一吗?

   黄:是的。他涉猎现代性、中国知识分子等问题。这是这些年来甚至艺术家、文学家、建筑学家也卷进来的主要争论的问题之一。因此,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急速发展,人们现在开始讨论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应该有)第三条道路,另类现代性或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等问题。还有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地区差异问题、三农问题,等等,再次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思。正如我手头这本文集的题目所说的那样:“全球挑战之再思考”,这是几年前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与瑞典同行一次研讨的结果。

   社会取得了某些进步,但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争论、问题、挑战和麻烦。就心理方面来说,人们忧心忡忡,矛盾重重,不知是福还是祸。人们思索迷惑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上。但这种现代性,基本上是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式的现代性。所以,当我们勾画未来时,人们(虽然不是很多人)现在开始讨论儒家、道家和佛教,或者其他什么文化是否也将在未来变得重要起来;明天的中国、亚洲将走向哪里,等等。

   韩:是的。但我认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中都在忙于实现迅速发展和赶奔现代化。我觉得,现在到了我们坐下来思考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的时候了。我们至少需要比以前更具有反思精神。迄今为止,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们并不想重复西方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曾经遭受过的同样严重的病态结果。而且,我们现在确实也拥有某些截然不同的文化资源。

   黄:是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传统。

   韩:所以,现在到了我们努力协作以解决是否存在着另类发展模式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可以考虑“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但这全然不同于吉登斯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考虑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点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黄:是的,你可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你也可以称之为亚洲另类模式(Asian alternative),你甚至还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或其他什么的,称呼也许没有那么重要。

   韩:但是,为了动员和组织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这类概念会是什么呢?这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谈到第三条道路,人们往往立刻会想到吉登斯、布莱尔或施罗德、或其他欧洲学者的观点。我觉得,“第三条道路”应该有更广泛、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在东亚,那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急速的现代化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相同的病态性后果。所以,我非常好奇,你认为在你们国家可以支持新的现代性道路,或者新的“第三条道路”的最合适的哲学和理论资源在哪里?

   黄:从根本上说,就我们而言,尽管可以说,现在我们还处在知识创新和专业研究的初期阶段(甚至永远也不能走完或走出这个阶段),但是我们仍需要和同事们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环境中探讨,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亚洲的同事、欧洲的学者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交流与沟通。我觉得,我们至少有两种资源可以利用。其中之一毫无疑问是亚洲的哲学,例如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亚洲的佛教等;也包括地方性的文化,比如本土文化,包括某些小的族群的文化。这就是我在近10-15年来,对那些原住地少数民族十分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有时以为我在研究贫困问题。这算说对了一半。但即使我在研究贫困地区的流动、发展问题,我试图阐明的也不仅仅是贫困,或经济意义上的贫困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为了阐明地方文化、当地人民、地方史该如何利用起来;其次,它们怎样才能对我们的知识和思考有所裨益。这里包含着非常巨大、丰富的资源。为了未来的理想,我们总是努力从过去汲取某些有益的成分。

   另一个资源当然是关于发展问题、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在另一方面又与环境、民主等问题息息相关。环境问题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的负面后果。往往是,甚至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们每一次努力取得的微小进步,我们都承担了环境上的巨大代价。因此,在技术上和道德上,这都是不可持续的。这两类精神传统似乎是如此不同。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追溯到非常远古的时期,追溯到早期的文明。另一个传统相对而言是比较新的,这不但表现为新的技术,而且表现为我们如何以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一政治一文化的日常生活,年轻一代如何以新的方式互相交往,如何在日常思考和交往中互相影响。这正是我在80年代以来一直不愿意用诸如“亚洲模式”、“亚洲价值”这样的时髦术语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亚洲价值”乍一听起来,会让人以为很保守,立刻就让人联想到传统,想到儒家。但是,与此同时,我对“第三条道路”并不全然有好感,虽然与“亚洲价值”比,“第三条道路”又听起来好一点。但是,谈到“第三条道路”,正如你所言,人们立刻会联想到吉登斯、布莱尔,在中国,它也会让人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另外,我现在也有点疑惑,诸如“另类现代性”、“可替代之现代性”、“多重现代性”,是否听起来也太学究气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另类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是什么呢?

   韩:是的。这似乎更为明智。我从事社会学研究至今已经40多年了,我有时禁不住问自己“我属于哪个时代,我身在何处”。

   黄:我们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韩:自从我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40多年过去了。我感觉,要批评什么东西错了是比较容易的,批评现代性对我来说并不困难,相反,很容易批评它。问题是,此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将走向何处?我们可以利用的选择有哪些?我们可以置身何处?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诸如“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自反性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这样有趣的概念。而所有种种概念听起来都很学究气,超出了普通语言的内涵。

   黄:的确如此。应该有某种适合普通大众的概念。

   韩:是的,我们需要某些让普通大众更为明白易懂的浅显的概念,而不是只为知识分子所独占的概念。根据这个原则,我对“第三条道路”进行考察。因为“三”、“第三空间”或“第三种可能性”这个概念似乎更为引人注目,更好、更具有综合性,其本身就能够包含着多样性,能够调和——以更建设性的态度调和——对立的趋势,即那种在概念“三”之中所蕴涵的冲突。

   黄:从文化上说,关于中国、韩国、日本将走向何处的当代争论和哲学话语也是有意义的,如果人们能够利用诸如“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概念的话。譬如就中国来说,25年以前,我们还在计划体制的束缚下,而现在似乎我们在思想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以,应该有某种东西,也可以说要有第三、第四条道路。

韩:就我来说,我对渊源于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所有非常有趣的法国学者,比如福柯的批判思想非常感兴趣。但是,我现在觉得,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未经证明的权力、支配,它也预设了一种反抗和压制,预设了一个充满冲突的现代社会。而冲突对人类社会却是非常自然的。只是在这种偏离趋势伴随着对抗、二元对立时,才导致了许多问题。此外,我正在考察另一个因素,即我们现在正在步入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在工业化时代,出现这种内在冲突模式、权力和反抗,那种二元对立模式似乎非常现实,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的工人。但是,当我们迈步进入到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时,大多数人并不考虑我们如何能够发展每个人的创造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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