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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更新时间:2015-06-13 00:16:53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即以数学、自然科学为一方的“精确科学”、形式科学和以宗教信仰、道德学说、“实践智慧”、文化事物为另一方的“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前者的对象是自然界事实,人必须把它当作被感知到的存在,故能不受主观性的影响。后者的对象是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本身活动的产物,必然会受到人的主观意愿、偏好和价值的干扰。这种情况到了K.曼海姆那里有了很大改观。曼氏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一书对知识社会学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成功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不仅使人们的思考偏离了所观察的事物,而且使人们的注意力放到了本来被模糊和忽略的环境方面,他以这种方法从一般的理论阐述中为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确立了有效的手段(参见L.沃斯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写的序言,商务印书馆,2000年)。

   曼海姆在知识分类上基本沿袭了传统的二分法,所不同的是,他从不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间作泾渭分明的区分,这导致了他看待知识有时会出现前后矛盾。“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因素是否仅仅具有外表的重要性?它们是否只应被视为制约思想的根源或实际发展(即它们是否具有发生学关联)呢?抑或能渗透进具体的、特殊的论断的‘观点’之中呢?这也是我们将要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一种思想的历史与社会起源,只是在它出现暂时的和社会的条件对其内容和形式没有影响时,才会与它的最终效力无关。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人类知识史上任何两个时期便只能根据这样一个事实进行区分:在较早时期某些事物还是未知的,某些谬误仍然存在,这些谬误通过较后的知识完全得到纠正。这种较前时期不完全知识与较后时期完全知识之间的简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精确科学(尽管今日这种精确科学范畴结构的稳定性概念较之古典物理学的逻辑已受到极大的动摇)。然而,对文化科学史而言,较前阶段并不是如此简单地被较后阶段所取代,而且,也不那么容易证明较前的谬误后来得到了纠正,每个时代自有其全新的看法和其特殊的观点,因此每个时代均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事物。”(曼海姆,1936/2000:276)

   曼海姆所说的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较前时期不完全知识与较后时期完全知识之间的简单关系”,实际上已经被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所否定,无论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现在都承认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并非积累的,而是革命的,因为过去的许多理论抑或“事实”都已在后来被推翻。按照曼海姆的逻辑,这是否意味着自然知识也像文化知识一样,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性质呢?从他后来的论述来看,显然这不是他的思想。例如,他曾写道:“对于形式知识可以说,其内容不受个别主体及其历史—社会属性的影响对所有人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宽阔的论题只对特定主体或者只在特定历史时期是可理解的,其内容要透过个人的意图才成为明了的。”(曼海姆,1936/2000:172)后来,默顿在论及知识的存在基础时也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所有观点都认同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就思想不是被内在决定的情形而言,以及就思想的这一或那一方面能够从外在认知因素(extra-cognitive factors)中获得的情形而言,思想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认同,实际上有关存在基础的特质问题的理论是纷杂不同的。”(默顿,1968:516)默顿所说的“存在的基础”包括社会的基础(社会结构、制度、规范、组织等)和文化的基础(意识形态、宗教、习俗等)两个方面。他和他的弟子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学,主要研究思想亦即观念、知识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问题。科学社会学广义上虽然也属于知识社会学的一种,但其关注点在于作为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科学之常规性(regularity)因素,如科学家共同体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评价等与科学活动的互动作用,而波佩尔、奎因等后实证主义哲学家关注的是知识理论与经验材料的关系,都不涉及科学知识内容本身与社会因素是否有关的认识论问题。

   与此不同的是,曼海姆的文化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与其文化基础的关系,重点考察社会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他与默顿两人同样从事“知识社会学”研究,在主旨追求上却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究其根本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科学取向与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的精神取向使然。此外,两人的知识社会学却也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论及促使知识变迁的动力时都笼统、含糊地指称有内在(理性)因素和外在(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至于何种知识是由内在因素决定以及何种知识是由外在因素决定,则语焉不详。受这种思想影响,在知识社会学传统中就如何评价知识进步的合理性问题,一直存在着内在决定论和外在决定论的困惑。作为一种权宜或变通的办法,当人们想要说明为什么一名科学家或共同体相信某一自然科学理论时,那就会诉诸有效的证据理由;但当人们想要解释为什么某人会相信某种价值上可取的宗教信条、道德规约或其他社会学说时,这时证据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成其为证据,于是自然而然地转而求助于导致当时人们作出这种理论选择的决定时正在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于是,在知识社会学中形成了一种沿袭已久的习惯:当涉及自然科学时,人们就关注导致知识增长的“证据理由”(evidencing reasons),而当论及社会科学之类的文化事物或“实践智慧”时,人们就会想到导致相信这些事物的社会原因(social causes)。显然,前者看重的是证据理由的有效性(validity),后者则关系到社会原因的可信性(credibility)。这种习焉不察的做法蔓延开来,进一步抬高了自然知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文化社会知识由于受到主观意识形态的干扰、玷污而蒙受轻视,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等关系,其间的鸿沟几近不可逾越。

   SSK还可以在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中追寻其思想根源。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将客观对象(意向客体)的结构和性质归结为意识的主观建构。现象学致力于描述现象及意识中被建构的过程,它“悬搁”关于存在的信仰,亦即暂停对存在的判断,存而不论,试图把一切材料无论是实在的抑或非实在的都纳入现象学视野,以期克服启蒙理性所造成的欧洲科学危机。舒茨(A.Schutz)承续了现象学的传统,他特别阐发了“生活世界”(the life world)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并把它们作为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加以讨论。在舒茨看来,生活世界是按照人们的常识意义被加以理解、解释和建构起来的,而常识起源于人的社会性。社会行动者根据常识解释、界定情境,领会他人的意图和行动动机,实现主体间有效理解并协调行动,以达到把握社会世界的目的。伯格(P.Berger)和拉克曼(T.Luckmann)的《实在的社会建构》(1966)一书延续了舒茨的现象学进路,强调对常识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可以加深理解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在他们看来,社会实在可分为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所谓“社会”也就是主观实在(意义)的客观化(外化)以及透过外化过程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常识世界。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想、信念、知识等主观过程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的社会实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它除了由行动者及其角色构成的客观内容之外,还包含有由信仰体系加以合法化的各种制度等主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习俗、规范、权力、知识和科学等都有其社会学起源,亦即都是社会地建构的。加芬克尔(H.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学研究》(1967)提出了一种考察社会秩序的新视角,使原来为传统社会学理论所渲染的社会超验系统、复杂结构及其无所不在的强制力被一种在地性(local)、偶然性、多元性的社会行动所取代,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中被巧妙地建构——“孤立而又共享一种权宜性交往的人们如何一起共同建构、检验、保持、改变、使之合法化、质疑、界定一种秩序”。常人方法学揭示的正是这样一幅有关社会秩序被建构的普遍图景,即过去被宏观理论视而不见、习而不察的规则、过程和方法的秩序,正是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的行动中按照常识推理逻辑建构出来的。循此思路,社会学理论无需把关注的焦点长时间地停留在社会体系这个庞然大物上,转向“反思着的”行动者个体实乃事所必然,并且这些个体也不再是这个社会“巨灵”及其有关理论所操控下的“文化木偶”(cultural dope)。

   本文所要考察的社会建构论,它与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不同的是,在把这些观点应用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目的在于论证,不仅社会实在而且自然界实在同样也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尔,2001:38)

  

   三、强纲领与弱纲领之争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促使对科学的研究从“常规性”(regularity)向“社会建构性”(social construction)转变,突出表现在布卢尔关于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的论述上。所谓“强纲领”是指比一般认为对科学史某个片断作出完整解释时社会因素应该受到重视的传统知识社会学观点更为激烈的一种主张,它对“社会因果性”(social causality)的辩护具有强烈的相对主义性质。按布卢尔的说法,强纲领包括四项原则:1.因果性,指能导使信念(belief)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该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指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同的证明;3.对称性,指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指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Bloor,1994:2)布卢尔的强纲领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十分诱人的科学图景,在这幅图景中,科学似乎又回到了孔德的大一统时代,因为按照布卢尔的彻底因果性原则,社会学也应如自然科学一样致力于因果性说明;不仅如此,对称性又强调同样的原因可以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而公正性又保证了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这样一来,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上出现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似乎位于人类知识体系顶端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为此,布卢尔在《知识的社会意象》论述的开始,就大力指责无需对科学知识内容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做法,强调全部科学都是社会学的合法领地,批评传统知识社会学家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完全背离了社会学立场。

   “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纯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与把知识界定为真实的信念不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被人类群体制度化或赋予了权威性的信念。”(Bloor,1994:1)

   “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把某些标准或信念看作有别于这种仅仅在局部地区被接受的标准和信念,因而认定前者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因此他认为,以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的两类事物。它们并没有成为两种本质上不同的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的东西,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或者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的可信性……。因此,相对主义者的结论是,它们将以相对的方式得到解释。”(Bernes & Bloor,1982:27~28)

强纲领关于知识的相对主义立场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反实在论观点,与科学哲学和传统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相去甚远,为此受到了以劳丹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的强烈反驳。作为一名后实证主义者,劳丹对科学合理性的看法已经摆脱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绝对化、理想化模式,承认“科学半独立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自称自己持有的是一种“弱化的合理性和进步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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