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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如:《墨子》中的国际体系

更新时间:2015-06-12 14:44:24
作者: 顾如  
就还是得遵从之。当然范先生在之后提出反思要求,也是难能可贵的。可见,「行循以久」原则同时对先在的秩序提出了弹性要求,必须能够允许挑战。"久"毕竟不是"故",并不是所有的"故"都不能改变。墨家名学大师惠施的一个著名辩论被纳入了《墨经》。「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墨家主张兼爱,此条为兼爱辩护。然而用于解释旧有秩序的弹性也是合适的。要兼爱、兼利、平等对待每个人,也要保持弹性,随时准备接纳新发现的人,考虑他的义利,将之兼爱起来。

   ⑹「皆天之臣也」。然而人们仍然有解决不了的惯性与惯性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呢?墨家的观点是要通过互相「说」、「辩」,找到可行的(「攸」)办法。那么就涉及到各个人在说辩、谈判中的地位问题。墨家认为在上天面前,人与人、国与国是平等的。这同时意味着,在人们为自己立法时,地位是平等的。

   ⑺「止,因以别道」。当人们平等地参与辩论、谈判,所得的结果就应该被执行起来,用于分隔人们、使人们互不相害,也就是"止"。止的目的是「别道」,即实现前述第4条之「类以行人」。墨子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仪》」。墨家认为人们互相干涉会导致天下大乱。然而人们又必须沟通、互助,所以行为方面需要有"止"。在人与人之间形成「有间而又有闻《经上》」之状态。将人们间隔开来的,是"间",其作用就是"止"。止的内容因被间隔的两者定义,此所谓「止,因以别道《经上》」。那么作为天下人共同的律法就必须是「世相与共是之」性质。即人人都认同,并且执行的。《经上》「君臣萌,通约也」。墨家不但认为法律是契约、守信性质,而且对"君"的看法也是如此。君位的置立及其职责,都是人们的通约。君民在上天面前皆天"臣"身份,是平等的。《经上》「君,若名者也」。置立君位的目的,或者说君王的职责就是整理法律和执法。

   ⑻「言必信,行必果」。人们立约之后,自然需要执行和遵守。墨家以守信看待守法。认为守信是墨家首义、首行。「言必信,行必果」,没有商量余地。守信不需要任何正义之类前提。「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经上》」,无论怎么荒谬的承诺,必须兑现。这一条在儒家思维里似乎不可思议。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似乎更好听一些,可是义却又本于他自心。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诡辩,只要我不愿意就可以不守信。义在墨家看来本身就是契约性质,离开守信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解决契约不符合义的方法应该是不立不义之约,和立下不义之约者自负其责。在先秦一般就要自杀了。墨家有巨子孟胜自杀殉信的事迹。墨家认为社会中的人们以「忠信相连」。《经上》「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强是努力去做,低是谦逊。人与人不同义,不可以推己及人,那么不保持谦逊就不可能知人之义,也就无法利人。

   ⑼「始不可让也」。墨家主张「士损己益所为」,主张做出让步、妥协。然而在道德、规则、法律等实践中,人们最终会认识到有一些东西是作为自然人、社会人、国民所必须的条件,是不能受"损"的。这在墨家语言中用「始不可让也《经下》」来表达。初始的、基础性的东西不可以出让。前文提及"诛"与"攻"的差别,正在于"诛"不占有别人的土地、不毁弃别人的宗祠。正是「始不可让也」原则的运用之一。「始不可让也」,将是未来墨家开出权利论的起点。另外,「始不可让也」也包含了墨子所说的「真天壤之情,虽上世至圣不可废也」。不可以要求废弃人们的真性情。

   这成序列的九条是墨家最为底层的伦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底线伦理序列,足以用来明辩是非。西方权利论和人权之类,之所以被滥用,原因正在于没有一套公认的底线伦理支撑。而通读《墨经》之后,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其中按顺序包含了上述整套底线伦理架构。其他更为高层的,比如财产是"人生"之本、非强制原则等。与本篇所述的国际体系、战争伦理关系不大。本篇有了这前九条基本够用。

   在先秦的人们看来,邦国内外秩序基本同构。在儒家甚至是家国同构,以家为基本论述单位。而墨道两家以个人为基本论述单位。儒家称为杨墨"无君无父"。我们也可以看到墨家的底线伦理,恰恰是以保守、自治、自主为色彩的一套系统。确实可以称为"无君无父"。墨家信天,儒家尊上,信天者依道而存,尊上者附权而生。如此而已。儒家治墨者称,墨家没有提出一套伦理。实际上是有的,只是人们被君臣父子之家庭伦理蒙蔽,眼不见朱玉而已。

  

   四、《墨子》谈及的国际干涉

   作为一个秩序,包括国际秩序必然涉及干涉。当我们确定了底线伦理之后,就可以确定干涉的正义。即对于破底线的行为进行干涉,就是正义的。考察前述墨家九条底线,可以发现除了第三条「要爱利人」、第九条「忠信相连」之外,都是消极色彩。实际上如果不保持爱利人、互相忠信的社会氛围,人们也很难互相信任合作。所以墨家九条底线内容全部是需要保守的底线。我们可以将之代入到对国际秩序的构建之中。

   在考察《墨子》书中包含的国际秩序时,我们主要参照《非攻》和《尚同》篇。《非攻》篇包含了大部分信息,《尚同》篇则讲述了如何重建秩序。

   首先墨家的非攻主张,已经意味着放弃单边干涉行动的权利。诛讨必出于天子,就战国时期的环境而言,则是大国牵头的联盟。这在墨家称为「专杀」,将执法权交由专人、专门机构执掌。《大取》为之辩论说,「专杀盗,非杀盗也」。专杀者只是在执行众人的立法,执行自己的职责罢了。其「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非杀臧也」。墨家认为某种秩序,即认同该秩序的人们的义。「义,利也」。也就是他们的利益。维护秩序也即维护利益。而「兵立反《经上》」--武力用于自立和反击。所以运用武力维护秩序,并非不正义。视乎所执行的规则是否「世相与共是之」性质而已。《尚同》篇提及的立法,也是在「见善不善必以告」基础上的「民若法也《经上》」。而是否「世相与共是之」的表现之一,正是不仅仅以己义为义。不可以单边行干涉,而将决定的权力交给国际社会。

   干涉与诛讨有程度的不同。考察《非攻》篇行诛讨的条件,显然是民怨鼎沸,或者是救亡国(包括夺地)。这一点太明显不需要举证。行干涉的条件是破底线,行诛讨则需要加上民怨鼎沸或者救亡国条件。救亡国可能没有时间去征得国际社会联手。但亡国之战直接违反了前述底线的第二条「不亏害人」、第五条「行循以久」--国界经长期稳定已经成为"久"、第七条「止」、第九条「始不可让也」。显然可以先行"救急如救火"。

   如果行诛讨,那么在诛暴之后不可以夺占土地、兼并国土。然而墨家认为如果立即撤离,任由该地恢复原始状态也是不正确的。原始状态下,「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荡者有争」。还应该帮助该地恢复秩序,立原统治者的后裔为君。我们再回头考察前面引用过的文本:大禹诛暴之后又「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商汤「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於薄」;武王「分主诸神,祀纣先王……袭汤之绪」。"别物上下"即置立诸侯,"卿制大极"是赋予其「一同天下」之大义。"属诸侯于薄"也是重新分封、建立秩序。"袭汤之绪"是按照原先的分封状况重新分封。当然,就现代而言"立原统治者的后裔为君"这一条,应该修正为"帮助建立政权"。

   那么如何能够使新建立的政权得以稳定呢?答案在《尚同》篇。《尚同》篇全篇即以重新建政为假设。「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尚同》」。所以《尚同》篇内容恰好能用在诛讨战后。其中大致有这么几点:⑴各部分放弃攻击性武力,放弃设立与政权不相容法律之权力,即「尚同而不下比」;⑵从底层向上层层宣誓,承诺「尚同而不下比」。这两点是将前面提及的"专杀"权交予政权,宣誓遵守共同法律。⑶在统治者主持下,通过「见善不善必以告」方式,通过自下而上层层尚同的案例形式重新立法。形成法治秩序。⑷这种法治秩序是以各地拥有自治权为基本色彩的。即置立诸侯,目的是保障各地的自治。「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其乡《尚同》」。与《老子》所言"以其乡观其乡"相同。也正因为墨家主张重新置立诸侯,而这些诸侯有军队、收税、立法之自治权。所以称各地方所放弃的并不是"武力",而只是"攻击性武力"。所谓「欲以非之,必有以易之」。诛讨者事实上破坏了当地原先的秩序,就有责任帮助当地重建秩序。

  

   五、《墨子》书中提及的国家关系

   墨家主张的是经典封建制,无论邦国内外皆是如此。先秦之时,邦国内外之制本就是同构的。而保障这种天下万国的形态,需要置立天子。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主持取同再取同各地、各人之义形成共义。保障这种「世相与共是之」的秩序。谁能够完成「一同天下之义」,使天下处于「民若法也」的自治状态,那么谁就是真命天子。转换到现代语境,应该理解为创设国际联盟。而这种联盟必然以大国牵头。小国应该「敬事于大《非攻》」。当然,在墨家看来无论大国、小国,在上天面前都是平等的。「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法仪》」。这意味着在立国际法时,各国地位是平等的。也需要「不为大国侮小国《非攻》」。各国、国际联盟都需要「以义名立於天下《非攻》」。然而还有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

   《非攻》「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墨家主张「国必有备」,「备者,国之重也《七患》」,有足够能力防御侵略。而整个国际社会也需要有备。在《非攻》的这段话中,鲜明地体现了墨家的忧患色彩。一个邦国该如何利天下?仍然是要「除害」、「有备」。邦国以义名立于天下,而践行这种义名的方式,就是要忧虑大国(强国)之不义,要援救大国攻小国,要帮助小国备战形成防御能力。

   在此基础上,相互以帛币交好。「兼相爱,交相利」、「同异交得」。共处一室而和合。

  

   当今的国际体系与春秋末期相同。都是由所谓的霸主国召集诸国结成国际同盟维护国际秩序。如果说国联是第一霸,现在的联合国则是第二霸。齐桓、晋文、楚庄、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自第三霸主起是越来越偏统、越来越仰赖武力的趋势,最终体制崩溃。「行循以久」,国际社会同样需要保持秩序的稳定性。各国或真或假都应该保持「以义名立于天下」认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墨家「非乐」,不主张天子的礼乐教化,不主张天下大同,更不主张"春秋大一统"。稳定秩序不能由天下大同产生,封建制的目的之一本就是防止天下大同。当今儒者称日本更能保持儒家传统,以儒家"春秋大一统"观之。日本侵华战争甚至是以正统伐歧出的正义之战。岂不荒谬。哪一位魏秦"法家"不"学于儒"?主张"杀诗书"的也是儒。秦国"焚书坑儒",换上的博士全是儒。这就是儒家所谓"焚书坑儒"。"大同"、"春秋大一统"实天下之厚害也!

   华夏传统封建制在先秦之所以失败,表面上即败于"春秋大一统"之统一思想、统一统治;内一层则是战乱;最内里则败于人性之贪婪和愚昧。秦国一统,50年败之。贪婪和愚昧。秦人追随秦王务行侵攻,遭各国遗民报复性屠杀。贪婪、愚昧。先秦之时被煽起的攻战热潮,最早也就是因为贪婪和愚昧。秦国一统,也造就了中国的2200年黑暗中世纪。然而贪婪和愚昧,深合人性,又能以各色形式存在,防不胜防。现代民主制也可以为暴王、暴民所用。《非攻》篇之墨子、墨家以贪婪和「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批驳攻战,也找到了正确的防范攻战方法--以大国牵头的国际联盟反战。然而却不能阻止华夏封建制的失败。

回顾先秦,之所以贪婪和愚昧、攻战逐渐成为主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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