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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布言:墨学与新文化运动

更新时间:2015-06-12 14:38:32
作者: 吴布言  

  

   当阿拉伯人接近拜占庭帝国,大量翻译学习的希腊古典著作时,中世纪的西欧人对自己的文化祖先似乎还一无所知,反倒是阿拉伯人比他们了解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迫于阿拉伯的压力,欧洲十字军东征,接触并带回大量阿拉伯文希腊古典著作。12世纪,被基督教蒙蔽的西欧人开始翻译研究希腊古典学问,“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上》第十七章吴象婴梁赤民译1988年11月第1版)借助古希腊人的灵感,西方人撞开了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人文理性主义)两扇大门,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思想文化演绎与人文理性叙事。

  

   从13世纪末至19世纪初500多年时间内,西欧的状况类似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世界处于战乱纷争中,教会与世俗、国王与领主、封主与封臣、教派之间、君主国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厮杀,学者文人迫于压力,游走于各君主国之间或受到赏识器重,发表自己的言论著作。各类哲人与思想接连登场,批判抵牾,百家争鸣。以宏大的规模与场面演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而人文理性叙事始终贯穿于其中。虽然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有明确的定义,但在时序上并没有明确的分界,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人文理性精神)交织在一起,从没有离开过学者文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的视线。伴随着宗教神学威信扫地,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式微,人文理性主义和世俗民族国家在西欧逐步崛起。西方人开始用人文与理性两只脚快跑,远远地将世界其它各主要文明抛在后面。人文主义崛起意味人的发现,珍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归复平等、自由等个人的天生权力,重视看穿民主、科学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理性主义意味学会用自己的理智自由地思考批判,用理智的亮光拨开神学迷信和独断论的蒙蔽与迷障。

  

   令人深思的是,当西欧人走进曾无人知晓的希腊古典世界的时候,其思想文化与社会环境并不比其它几个主要文明区更好更开放。在中国,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宗法等级社会封闭、保守、独断、禁欲,人们的精神处于颓废之中。在伊斯兰中东世界,“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下》第十三章吴象婴梁赤民译1988年11月第1版)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保守和不宽容。在神学与唯理论的论战中,不像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遭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同上第十四章)《古兰经》神学战胜唯理论的直接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印度,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分别占据上风,种姓制度依旧为印度教盛行区域的最大特色,“在村庄内部,关系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同上第十五章)与此同时,在西欧,基督教经院哲学控治着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笼罩在教会专横、独断、霸道、禁欲主义的戾气之中。

  

   由此可见,西欧人自发自觉地走上人文、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道路是人类社会独一无二的案例。这一独特案例对其它旧的文明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借鉴与示范意义。当然,各国的现代文明社会必需建立在各自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从各自传统的哲学思想的元理论中发展出符合人文理性精神的新思想新文化,摒弃不符合人文理性精神的旧思想旧文化。条条大路通咸阳,殊途同归,各国向现代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不必也不可能一步一个脚印的模仿西方的人文理性叙事,西方的三大思想文化运动是呈直线性地,连续性地,不间断地向前冲刺,一鼓作气,一气呵成地到达目的。而其它国家的同类的文明叙事可以呈现间断性、跳跃性、曲线性或者走不同的路径,最终异曲同工地达到相同或相似的目的。

  

   西欧之所以成为自发自觉成功地走向近现代文明的唯一案例,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其中,可能极其细微而不为人所注意的差别就是其成功的奥妙所在。在当时的西欧,首先已被野蛮的日耳曼人条顿化,为僵化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与生机,日耳曼人在文化上的落后更有利于其接受新遇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而且,日耳曼人从丛林走出来,带有原始社会群主或盟主时代的原始民主性,没有任何国王君主可以绝对专制和霸道。

  

   其次,日耳曼人自治性质的农村公社制度与古希腊城邦民主文化的有机结合。

  

   第三,相当于中国东周列国纷争时代,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内部状况逐渐分化,对各种言论学说的偏好取舍不尽相同,对不同的言论学说都能持开放宽容的态度。当时的欧洲也是列国林立,各自为政,取舍抵牾有所不同,而且,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国王对言论自由的宽容度也不一样。比如,康德认为“没有别的君主能够超越的腓特烈大帝”对纯粹的言论就比较宽容,他的限度是“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必须听话。”而他的侄子威廉第二对言论自由就没有如此宽容了。虽然都在基督教神权的统治之下,但各教会或教派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开明,这一趋势在宗教改革之后变得更加明显。比如,代表海洋一系的英国、荷兰政教都比较开明与宽容,所以,自由平等思想,民主理论与制度,科学与产业革命最初都源于此两国。相比之下,欧洲大陆一系相对比较保守落后。以上表明,虽然欧洲各国有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思想言论无法定于一尊,学者文人或逃亡国外,或在本国被限制的著作论文和言论能够想方设法在国外被发表。比如,笛卡尔的哲学被经院哲学所迫害,他本人不得不离开法国,客死异乡。比如,伏尔泰不见容于法王路易十五,却博得了附庸人文精神的欧洲四王——俄皇,普鲁士、波兰、丹麦国王的器重。

  

   第四,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西欧最为各国思想文化极易流通的区域,各国思想文化互为影响促进,而由此引发无数学者文人、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为人文理性事业献身。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思潮一波接一波,前赴后继,最终在强大的人文与理性的诉求面前,宗教神学与专制王权不得不向平等自由屈服,让位于民主科学。而在其它传统文明社会,比如中国、早期阿拉伯也有灵光一闪的人文理性火花,但由于势单力薄,最终被保守专制的势力扑灭。“西方思想的活跃和丰富,是欧亚大陆其它地区所没有的。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继续统治着社会,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革新发明,成为在各方面维持现状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同样,在穆斯林国家,学校忽略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着重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同儒家学者一样,对西方的事情既一无所知,又不感兴趣。”(同上第十七章第七节)就像明末最早主动与西方传教士打交道的徐光启,有意学习翻译西方天文历法、数学几何、水利农田等科学知识与著作,以求西学之于利国利民。然而,不但同志同行者寥寥无几,而且还遭到朝廷奸佞贼子的非议与排挤。满国满朝之儒生不是追求权势利益,就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被儒生儒学包绕的皇帝对徐光启的谏言奏疏要么不置可否,要么置若罔闻,一片逍遥颓废之气弥漫在朝廷内外。

  

   第五,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对西方文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其中后三项被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誉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若斯在其《全球通史》里的大致所言,造纸术、印刷术勇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专制统治或用于娱乐,而不是加固民族国家的地位或用于新式国防武器的制造;指南针除郑和用于空洞不实的炫耀与猎奇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勇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按理说,阿拉伯世界应该最早最有可能发展出人文理性思想。首先,阿拉伯人向地中海和东部方向扩张,直接接触到或管辖古代或中世纪世界的几大主要文明区,西方的希腊化拜占庭文明,东方的中华文明,南方的印度文明及其所管辖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和波斯文明区。可以任意吸取各大文明区的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知识与内涵。最主要的是他们翻译学习研究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著作;从中国学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并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欧,促发西欧思想文化革命);从印度学来十进位制算法(数学)和阿拉伯数字。其次,早期的伊斯兰阿拉伯人对异端宗教和思想,比如,犹太教、基督教,古希腊(唯理论哲学即理性主义哲学)、印度、波斯思想等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和政策。再次,如后来的西欧基督教神学受到古希腊唯理论(理性主义)哲学的挑战一样,伊斯兰教的神学同样也受到古希腊唯理论哲学的挑战。比如,“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3—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辩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运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同上第十四章第7节)但是,伊本*路西德的唯理论不彻底,缺乏人文主义思想与精神作支撑,他不相信民众的理智。所以,他认为,民众“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应该接受“神学”教育。

  

   上述因素可以感受到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似乎要走上后来西方走的人文理性道路。但是,阿拉伯穆斯林后来的统治者终于支持保守的神学家,所有的哲学(唯理论)与科学被神学家指责为“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而且,一些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学者,比如,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认为,哲学及其逻辑学与科学是无用的、危险的,对宗教信仰是有害的。因此,穆斯林学校忽略哲学、科学教育,而只注重神学以及对神学有利的法学、修辞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同中国经四书五经教育出来的儒生,封闭、保守,思想僵化,定于一尊,效忠神权或皇权。假如,事实与此相反,伊斯兰世界可能赶在西欧人之前走上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道路,今日的西方文明则很有可能被称为“阿拉伯文明”,或许西欧因为保守的基督教而抵制异教文明,拒绝接受并否定新兴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阿拉伯文明”,仍然处于蒙昧专制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统治之下。正如现在事实上的伊斯兰世界处于伊斯兰教蒙昧专制的统治之下一样。

  

当希腊古典唯理论哲学遭遇宗教神学时,无论在早些时候的穆斯林世界,还是后来的基督徒世界,都面临如何调和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神学家主导的世界的任务是将希腊古典理性思维服务并符合于宗教神学的教义,使二者趋于一致。他们以“二难推理”的方法得出“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宗教神学真理与较低的哲学理性真理。二者在神学界和哲学界被争论不休,但最终穆斯林世界与基督徒世界取得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早些的穆斯林世界是哲学理性真理屈服于伊斯兰教神学真理,这一结局影响深远,至今穆斯林世界仍然被伊斯兰教真主信仰所控制,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大行其道。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不昌,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的正面压力与挑战无法有效应对,导致部分原教旨主义者铤而走险,在背地里以恐怖主义活动来对抗西方文明的压力与挑战。而晚些的基督徒世界则是哲学理性真理战胜基督教神学真理,宗教信仰与哲学理性最终分道扬镳。西欧奔向人文理性、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的近现代文明,向全球各个角落殖民扩张,西方文明的理念价值观与科学技术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其它古老文明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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