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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基督宗教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更新时间:2015-06-10 23:11:35
作者: 张宪 (进入专栏)  
[5](P175)于是,赎罪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在现实社会中获得解放的问题。当然,解放神学并非把解放的涵义限制在政治行动范畴,宣称唯有参与人性和罪性历史过程的解放,异化的根源才能彻底消除。这里需要思考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解放不只是社会关系政治层面的解放,也是通过历史有责任地回应其人性的解放;第二,从罪的解放到与上帝的复和,后者从上帝来的解放,可以作为政治解放和历史上人性解放的必要基础。[5](P177)无论如何,对于解放神学来说,人类的终末是上帝的礼物和恩赐,而非仅凭人力所能达到。正如德国新教神学家莫特曼所说,“终末论首先影响到个人的信仰。然后得出在世界中的新生命。最后,从这个新生命中产生了身体得赎的盼望和全世界改变成上帝国的期盼”。[8](P7)基督新教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是对人类权力的误用、人的根本焦虑、害怕和毁坏的一种严正的抗议。

   最后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以《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说,可分为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模式:一种是经济学模式,“劳动性”被视为人的本质的基本要素;另一种是历史学模式,“社会性”被看成人的本质的另一基本要素。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能从异化状态解放出来,而且能在他自己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有自动自发的创新活动,并且与别人建立一种非剥削的平等互助关系。具体来说,首先,在我的生产过程中,我使我个人和我的特殊性具体化,也就是我享受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个人性生活。其次,在他人使用我的产品的满足中,我有了自己良知上的满足,即知道我的产品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再次,我将成为他人和其它物品的媒介者,而他人也将经验我如同一个能使他的本质复原的媒介和他生命必须的一部分,我将在他人的思想和爱的意志方面成为肯定的因素。最后,在我个人生活中,我将直接创新我与他人连结的生活,而我个人的活动也使我立即肯定和认识,我是一个真实的人并且具有社会的本质。这正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前者执着个体生存境况的当下体验,后者则追求社会性的解放。

   自我创新是了解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看法的一个要点,尽管马克思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对此在论述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马克思认为人创新的劳动是形成历史的因素,而历史本来具有一种连续性,即人创新的劳动也受着先前历史结构的制约。因此,人除了自我创新之外,还要有自我决定:一是对先前历史形成是否加以维持进行自我决定,一是进入自我创新历史新阶段的自我决定。[9](P116)基于劳动性和社会性来理解马克思提出的自我决定,首先就得注意到,历史由人们在劳动中或生产过程中形成,所以,真正的自我决定需要一个没有被异化的劳动过程来加以保证。另外,如果人民必须去推翻现存体制来建立一个没有被异化的劳动环境,那么他们需要某种知识,这个知识可以在革命的形成中来证实。[9](P118)

   解放神学家相信,人的本质虽然来自上帝的形象,却更因为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罪,使人性产生扭曲。由此,基督宗教的“新人”和“上帝国新社会”,成了当今时代救赎和盼望的象征。新人和正义社会是终极上帝国的先决条件,除了基督的解放恩典,没有人能提供这个条件。当然,所有如马克思所说的对异化和剥削的斗争,也是向着一个解放的正义社会前进。[5](PP?176-177)不过,这里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宗教性。

   从关于人的基督宗教观点和人的构成的关联性,可以说各种内在于历史的救世论形式都为解放神学家所摒弃。由于人与上帝的构成的关联,人不可能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因而,上帝国的新社会是一种来自上帝的礼物,非人类社会所能达成。“新人”的再生,无疑也是信仰的问题,不仅仅是消除劳动异化就能进达“新人”。人不可能完全独自地从自己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彻底地重新开始。甚至革命者也会被自己造成的历史所缠绕,他们也需要宽恕、救赎和获得新生的恩典。不错,革命——充其量如此——可以给后代提供一个希望。

   但是,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受苦人,被压迫者和失败者又将如何呢?他们仅仅是别人幸福的手段吗?如果希望和正义对所有人、甚至死者都是可能的,那么,只有当上帝是生与死的主宰,并且是起死回生的上帝时这一切才有可能。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在来世寻求安慰的错误做法,但是,当任何形式的来世的安慰都被作为空洞的应许而遭摒弃时,这个世界也就被剥夺了一切安慰。[10](P57)

  

   三、历史终结了?

   当人们还需要用各种形式来为自己的不幸遭遇给予安慰,当人类历史还在苦难中延续,匆匆宣布历史已经终结,这不是蜗居“象牙塔”学府的学者的天真,便是现存罪恶社会制度的卫道士的愚昧。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主要证明两点:首先,在过去几年里,取代诸如专制寡头、法西斯主义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出现了这样一种政府体系,它引人注目地一致关心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其次,自由民主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以及由此构成“历史终结”。在他看来,“历史终结”的到来,意味着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取得公然的胜利,意味着崇尚商业消费的西方文化的胜利,意味着选择西方自由主义是最后惟一可行的道路。

   数年后,福山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本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集中批评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说,“基督宗教与共产主义都是奴隶意识形态(后者为黑格尔所未及预料),两者仅获部分之真理。但是,两者的非理性东西和自我矛盾皆随时间流逝得以看清: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承诺自由平等之原则,却十足是奴隶主原则之现代变种。其中,最大多数人的尊严得不到承认。8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那些人的理性更高程度的成果。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理性的普遍认识只有在一个自由社会秩序中才可能”。[3](P205)在福山看来,历史曾不可避免地朝着“victory of VCR”(视听媒介社会的胜利)方向发展。就是说,朝向由自由民主所表征的普遍同质状态──它既体现在容易切入VCR的政治领域,也体现在经济领域的高保真──发展。柏林墙的倒塌,表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是人类社会的范形,是最好地“满足人类最基本欲望”的政体。[11](P241)

   许多基督徒也从内心深处对这种发展表示满足,相信资本主义非常适合基督宗教。所以,他们以极大的喜悦宣布“我们现在全是资本主义者”。同时,他们还幸福地加入庆祝“资本主义革命”的大合唱。【参见Michael Novak《天主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页101;Peter Berger《资本主义革命》(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但是,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亚、非、拉的贫穷基督徒,则悲叹这种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既远离基督宗教,也不标志历史发展达到顶点,实际上是与信仰相对立,并且防碍历史走到自己真正的终结。

   从人类社会目前的状况来看,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没有拉近历史的终结,而且,人的渴望也没有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找到自己的满足。毋宁说,历史发现自己远没有在资本主义政党游戏和市场竞争中得以终结。相反,在那个呼叫“宽恕他们吧!”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或许可以窥见谈论历史终结的意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认为,只有神人结合的耶稣基督,才把人的感觉意识和上帝意识统一了起来,把人性和无罪性统一了起来,所以“基督的发展必须被视为完全免除我们不得不认为是冲突的东西”。参见他的《基督教信仰》(Christian Faith, 2d ed., ed. H.R.Mackintosh and J.S.Steward,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28)节93,页382。进一步可以这样明确地说,资本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当代斗争将支配历史的终结,赎回失落的人性。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穷尽了人类解放的所有可能性吗?我们所有人必须屈从于VCR和华尔街的势力吗?或者说,基督宗教有助于抵抗资本主义吗?基督宗教能够使人的渴望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吗?换一个问法,历史终结之后将出现什么?

   按照基督宗教的传统说法,尽管在那些于耶路撒冷城门外被迫害死的基督徒身上已经看到历史的终结,历史并没有因耶稣受难而结束。作为一个在历史空间中发生的事件,那个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人再次复活。因此,“历史终结之后将出现什么?”基督宗教的回答将回到具有象征意义的今天城门外发生的事情,回到当代的历史空间。我们尤其要分析拉美解放神学家,以及他们对“穷人的教会”的说明。无疑,“穷人的教会”在最近几十年的出现,可以检验资本主义社会的优劣。这些解放神学家执着地在拉美穷人中间工作,提出“优先拣选穷人”的主张。结果,他们用震撼心灵的语言,合乎逻辑地提出基督徒反抗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拉美解放神学家为贫穷基督徒团体的工作是非常值得注意和钦佩的。

   但最近以来,拉美解放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自己革命的努力正陷入混乱。桑地诺民族阵线选举的失败、古巴革命强化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以及全球性革命潮流的消退,拉美解放神学家普遍感到危机,因为那些力量本来希望预示一个“穷人加入”革命浪潮的新时代。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福山的历史终结带着对革命期盼的抑制,唤出这样的幽灵,资本主义的胜利不仅标志历史发展达到顶点,而且同样表明基督宗教作为抵抗那种秩序的有效源泉也达到了顶点。用肯特(John Kent)的话来说,现时代很可能被回忆为“一条生长线的终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基督宗教都不能阻止,甚至当它们在'解放神学'中结合时也无法阻止的终结。”[12](P8)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两千年前社会权力和最高统治者做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吗?西西弗斯使劲推升的石头又带着永无尽头的折磨劫难滚落回原处吗?在这种情形下,肯特提出建议说,一种求生的神学(theology of survival)也许比解放神学更能切中要点。因此,与其寻找不知所终的解放,倒不如用生存的勇气来拒绝终止痛苦。当然,拒绝终止痛苦充满困难;也没有直接唤起生存的想象。我个人认为,基督宗教抵抗资本主义秩序之所以可能,因为有那些称为“被钉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接受了上帝赠予的宽恕。

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冲突,不是别的,正是渴望反对技术的碰撞。一直以来,基督宗教设想人都是有愿望追求的。奥古斯丁有名言,“我的心如不在你的怀里则得不到安宁”,很可以表达这种情感。人怀有渴望,对上帝的渴望。但是,基督宗教的传统也声称,渴望被腐化了。人的罪扭曲了自己的愿望追求,用非自然的手段拽住并歪曲了愿望,训练并且奴役愿望。只要不带偏见,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对愿望的训练。它是罪的一种形式(例如,Michael Novak写道,“资本主义并非一套没有道德倾向的中性的经济技术和效率。它在实践上一定带有道德和文化的态度、需要和要求。”同样,在谈到资本主义道德状况时,他说,“资本主义本身甚至没有接近上帝之国……。各种用来理顺民主机构和资本主义机构的预定、风俗、道德习惯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充分表达出基督宗教的或者犹太教的信仰。而且,它们的确部分地与基督宗教的和犹太教的信仰的完全超越的要求发生冲突。”参见他的《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页227-228。),一种抓住并扭曲人的欲求,以适应市场生产金规则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特点基于向外扩张的市场生产过程的技术欲求,换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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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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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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