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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略论中国刑法中的死刑替代措施

更新时间:2015-06-10 14:45:06
作者: 高铭暄 (进入专栏)  
对这些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必须立足整个刑罚体系调整的全局性视角,在世界刑罚改革趋势的大背景下,以发展的眼光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死刑替代措施的种类

   目前,在我国刑法中作为死刑替代措施出现的,应当说仅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死刑缓期执行不是独立的刑种,它属于死刑制度的范畴。但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95%以上最后都不会执行死刑,因此死刑缓期执行实际上也就成了法定的死刑替代措施。而笔者认为,在充分借鉴国外做法,总结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死刑替代措施,可以从完善既有方式、探索新的途径两方面人手,概括出如下三种:

   1.作严厉化调整后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死刑缓期执行,简称死缓,是指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二年考验期内,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则二年期满不再执行死刑的一种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大创造。自1951年第一次镇反运动开始适用死缓以来,死缓制度对于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范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甚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

   但是,目前我国死缓制度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来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不存在重大立功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第50条的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可进一步减刑,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0年。因此,理论上。死缓犯最少只需要执行12年刑期即可出狱[3]。而统计数据显示,实践中死缓犯被剥夺自由的年限,平均一般为17—18年。由此看来,死缓犯实际受到的处罚明显过轻。

   鉴于此,当前有必要通过立法完善,对死缓制度作更为严厉的调整。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将死缓改造为不得假释的终生监禁,“被判处死缓的,原则上关押终生。个别减刑或者假释的,最低应关押30年以上。”{5}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过于加大了刑罚的执行成本,不利于刑罚资源的节省性使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刑法理论和社会主义刑法观都承认,人总是可以被改造的。将犯罪人投之图画,不仅是惩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其加以教育、改造,既然犯罪人总是可以经过一定时期改造好,那么,还有必要将其关押终生吗?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死缓制度有必要作严厉化的调整,但并没有必要改革为不可假释的终生监禁。需要做的是,对死缓犯考验期满之后的无期徒刑,设置相对普通无期徒刑更为严格的假释、减刑期限。具体来说,普通的无期徒刑执行10年以上即可假释,但对死缓考验期满之后的无期徒刑,则可规定必须实际执行20年以上才可假释。而普通的无期徒刑,减刑后实际执行不能少于10年,但对死缓考验期满之后的无期徒刑,则可规定减刑后,实际执行的期限不能少于20年。这样,通过对被判死缓的犯罪分子设置相对于普通无期徒刑更为严格的假释、减刑期限,死缓犯关押的期限,上限将达到30年左右,通常应实际执行时间为25年左右,即使有立功等特殊情形,最少也需要执行20年才可重获自由。

   2.严格的无期徒刑

   如果说死缓制度的问题是关押下限过低,那么,作为死刑替代措施,无期徒刑目前存在的问题则是关押上限过轻,“无期徒刑”有期化趋势过于明显。

   我国刑法固然没有对无期徒刑设置上限限制,理论上,无期徒刑可以关押终生。但是,根据1997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的规定:“无期徒刑罪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2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对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18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13年以上18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确有悔改表现”是实践中的常态,因此,无期徒刑的上限通常就是22年(2年加20年)。减刑次数还可以不止一次,在经过数次减刑后,根据刑法规定,实际执行的期限,只需不少于10年。实践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通常是被执行14—15年后,即可重获自由。不仅如此,根据刑法第81条的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累犯及特定的暴力犯罪,实际执行10年以上,即可获得假释。在这样的情况下,犯罪人重获自由所必须的执行时间就更短了。

   而从死刑替代措施的角度考察,无期徒刑同样是对严重犯罪适用的一种严厉刑罚。一旦立法上对某些犯罪中止死刑适用,随之而来,这些犯罪中的严重情形,就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了,此时,无期徒刑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而如果无期徒刑过于轻缓,就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难以完全实现刑法惩罚严重犯罪的功能和预防严重犯罪的目的。

   因此,当前有必要改革无期徒刑,区分出严格的无期徒刑与一般无期徒刑,将严格的无期徒刑作为中止适用死刑的某些犯罪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措施。

   这种严格的无期徒刑与一般无期徒刑可以从减刑和假释两个方面进行区分:就减刑而言,严格无期徒刑的减刑,可以相对一般无期徒刑更为严格,数次减刑后,实际执行期限不得少于15年;就假释而言,严格无期徒刑的假释,不能仅仅是实际执行10年,而应至少是实际执行15年才可以获得假释。通过这样的调整,作为死刑替代措施的严格无期徒刑的关押期限,上限将达到25年左右,通常应实际执行时间为20年左右,即使有立功等特殊情形,最少也需要执行15年才可重获自由。

   3.附赔偿的长期自由刑

   在涉及人身的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中,死刑适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如果不判处死刑,无法平息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报复心理,无法抚平犯罪给被害方造成的精神痛苦。基于此,许多学者提出,在这样的案件中,如果犯罪人能给予被害人(包括其近亲属)巨额的金钱赔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使被害方要求判处犯罪人死刑的强烈心理有所缓和,从而,死刑适用即可得到控制。

   这确实是现实情况。金钱不是万能的,但面对被害方激愤的心情,金钱却又未尝不是抚平被害方心灵创伤,弥补被害方物质损失的极好方式。因而就死刑替代措施而言,某些犯罪中,在充分尊重被害方意愿的前提下,可以以附赔偿的长期自由刑(例如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替代死刑立即执行。

   不妨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容许。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9月1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中即规定,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显然,“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要寻求替代措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判处无期徒刑?抑或特殊情况下也可判处长期徒刑?如果后者也是一种选择,那么它就成了死刑的第三种替代措施。目前需要做的是,在理论上,对这种死刑替代措施加以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充分发挥其合理性,剔除其可能具有的与刑法平等原则相冲突等瑕疵。

   (二)死刑替代措施的立法方式

   几百年来的刑法学发展历史证明,在刑法中,虽然犯罪论中的犯罪构成、犯罪形态等问题在理论上最受关注、研究最为深入,但在实践中,变革最为显著也最为迅速的,却是刑罚制度。因此,立法没有理由长期对刑罚制度改革持观望态度,而应积极地顺应世界潮流,适时地对刑罚制度作出修改调整。

   就死刑替代措施而言,笔者建议,在理论探讨已十分充分的情况下,立法者可以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当前死刑制度改革、刑罚体系调整作一次全面、系统的修改、完善。

   修正案目前已成为刑法修改补充最主要、最重要的方式。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加以修改补充,不打乱刑法典条文的次序,有利于维护刑法典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的操作和对刑法条文的援引。因而相对其他刑法修改方式来说,修正案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已出台的六个刑法修正案,都是针对刑法分则具体罪加以修正,尚未有针对刑法总则加以完善的修正案。而刑法总则中,问题最主要集中在死刑制度上,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专门针对死刑制度完善、刑罚体系调整问题,出台一个修正案,中止某些非暴力犯罪特别是单纯的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司法中某些特定情形下死刑的适用,并将死刑替代措施加以全面体现。

   (三)死刑替代措施的司法适用

   在立法没有修改之前,司法上重视死刑替代措施,随时注意贯彻限制死刑适用的理念,同样是极为必要的。

   概括地说,当前司法中应当做的是,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指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死刑问题的一系列司法解释的要求,克服重刑主义的思维定势,随时注意死刑替代措施在限制死刑中的作用。在特定案件中,一旦出现影响犯罪社会危害性、犯罪人人身危险性或其他特殊的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时,即使罪行十分严重,也应充分考虑是否可以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代之以法律规定范围内尽可能严格执行的死缓、无期徒刑、附赔偿的长期徒刑等其他刑罚处罚措施,以利于切实贯彻实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注释】

   [1]例如,保留死刑的美国、日本、韩国等,每年平均执行死刑人数均为几人或十几人。

   [2]例如,邱兴隆教授、曲新久教授,都曾有过这样的主张和建议。

   [3]当然,1997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2款规定:“对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12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2年)。”这样,司法中死刑缓期执行的最低关押时间为14年。

   【参考文献】

   {1}赵秉志.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J)政法论坛,2005。(1):92.

   {2}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J)法学杂志,2007,(1):2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7l,1284.

   {4}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19

   {5}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J).法学杂志,20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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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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