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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冷战时期的西方外交思想

更新时间:2002-01-07 18:27:00
作者: 王福春 (进入专栏)   张学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紧接着又拉开了序幕,即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的“铁幕”下互相对峙,使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况之下。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西方外交舞台上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例如德国的阿登纳、勃兰特和施密特,英国的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法国的戴高乐、密特朗、雷蒙.阿隆以及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尼克松和里根、摩根索等。他们的外交思想受冷战这个大背景的影响,都深深地打上了东西方之间冷战的烙印。

  

  第一节:杜鲁门的外交思想

  

  杜鲁门(Truman, Harry S. 1884─1972),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民主党人。1884年5月8日生于密苏里州的拉马尔。1901年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任邮局办事员、银行职员、薄记员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陆军服役,以少校军衔退役,战后先经营服装用品店,后转入政界。1922年任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法官,1926-1934年为首席法官。1935年进入美国参议院,1940年连任。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时当选美国副总统。1945年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1949─1953年连任总统。在任期间,出席波茨坦会议,提出「杜鲁门主义」,批准和推行「马歇尔计划」,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1953年1月卸任。1972年12月26日病逝。

  杜鲁门1953年离开白宫后,撰写了两卷回忆录:《决策的年代》(1955年出版)和《困难与希望的年代》(1956年发表)以及根据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而整理出版的《杜鲁门讲演集》等。

  杜鲁门之后,美国的战后外交带上了明显的“两制对抗”和“冷战”色彩,因此可以说杜鲁门是冷战的开创者,研究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揭示冷战起源的特殊意义。总体来说,杜鲁门的外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外交思想是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美国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结合,其具体表现在:

  1.意识形态至上的全球反共外交思想。杜鲁门的外交思想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拒绝同苏联在联合国以外进行谈判,毫不妥协。杜鲁门对苏联具有深刻的偏见,1941年12月,他把苏联说成是“同希特勒与阿尔·卡彭一样不讲信用。” 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一个暴君推翻另一个暴君,因此在他上台后的第二年,面对苏联人的威胁,他原有的反感一时俱来,“对调教苏联人感到厌烦”,并排除了外交活动与妥协。到1948年,他的这种敌视有进一步发展,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独裁政府”比包括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内的“任何其他独裁政府更坏”。同时,杜鲁门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特别是在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更是如此,这种优越感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传统相结合,就产生了以推动西方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为口号,以宣传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为目的战后美国外交。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在这些绚丽的词句后面透露出杜鲁门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全球扩张主义思想,正如基辛格认为的那样“他对美国实力的自豪;以及他深信美国的最大天职是作为全人类自由与进步之源泉的笃敬。” 还应看到,杜鲁门的反共思想是与当时美国政治环境相联系的,其“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部分源于想从共和党手中抢回反共大旗的考虑。由于这种杜鲁门个人的反苏反共思想,以及他在罗斯福当政时期较少参与外交事务,与斯大林接触较少的经历,在加上战后美苏对抗的现实。他很快抛弃了罗斯福“美苏合作”的战后国际秩序构想,迅速将外交政策转为“对苏遏制”。

  2.遏制战略思想与杜鲁门主义。表面上看来,遏制思想是同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或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相联系在一起的,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只不过是给杜鲁门的反苏反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罢了,即使没有“长电报”和“铁幕演说”,杜鲁门也会实施类似的遏制政策的,这根源于他们共同的反共思想,杜鲁门则比他们走的更远。在杜鲁门的授意下,美国总统助理克利福德撰写了《美苏关系报告》,主张制止苏联扩张,拥有强大军力,给对抗苏联的斗争以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让公众了解对苏政策的紧迫性和合理性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他称世界局势严重,涉及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由此正式宣布了遏制政策和“冷战”的开始。通过杜鲁门等人的思想可以看到:遏制是使用某种政治威胁手段的政治性遏制,以增加苏联在执行政策上的压力,迫使其采取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苏维埃政权瓦解或逐渐软化的趋势,最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3.推崇实力政策的强硬外交思想。杜鲁门特别推崇实力政策,说要打算同苏联就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有待于建立西方的“实力地位”,只有从这种地位出发,才更有希望举行谈判。他认为:“当一个国家习惯于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威逼和公开侵略的手段时,举行会议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只懂一种语言——‘你们有多少师’?”。杜鲁门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再妥协”,并称他已经“厌倦像哄孩子一样迁就俄国人”。因此战后初期,杜鲁门希望借助美国强大的实力,在东欧等问题上与苏联“摊牌”,特别在是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后,马上宣布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提出要在“东欧大门口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立足点”。 并认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在实力的运用上,杜鲁门的考虑是在美国具有绝对优势时,通过与苏联的总“谈判”和“摊牌”来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在此之前,重要的是强化西方的联合,增强“自由世界”的实力而不是与苏联之间的讨价还价。正是如此,在杜鲁门当政初期的“摊牌”失败后,他的外交重点转变为增加对西欧的经济、军事援助,实行以强化西方阵营联合的“欧洲优先”外交;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是通过一方面“遏制”苏联,另一方面通过援助来扩大美国在亚非拉的影响,以期建立美国的绝对“实力优势”。这恐怕就是杜鲁门之所以选择“遏制”政策,而并非罗斯福设想的那种“美苏合作”或丘吉尔的“对苏谈判”政策的原因。

  4.经济援助思想。杜鲁门认为自由的世界贸易是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和经济是相互结合的。他曾说:“我们认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愿意在这一方面合作而不愿意在另一方面合作。” 这是他研究了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战后得出的结论。为此经济外交在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强调国际间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欧洲推行了马歇尔计划,在第三世界实行对外援助的“第四点计划”。在“杜鲁门主义”中的第三点建议就是“我们的帮助应该首先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这种援助对稳定经济和有秩序的政治进展是关系重大的。”面对西欧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他认为稳住西欧经济,保住资本主义这块重要阵地,决定着杜鲁门主义的成败和确保美国的“安全”。他在签署“援助希、土反对共产主义”的法案后发表的声明中又说:“构成和平的条件之一,是各国维持独立以及经济上自立的能力。” 从这一思想出发,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提出的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强调“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杜鲁门经济外交的考虑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抵制共产主义,他认定贫困和落后是共产主义革命滋生的土壤,正如外交史学家贝利所说:“杜鲁门宁愿花几百万美元来防止人们变成共产党人,而不等他们变成共产党人后再花几亿美元去打死他们。” 第二个考虑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有赖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他说过,有人估计,亚洲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只要提高2%,就可以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厂开足马力,运转一个世纪,这还只是为应付增长了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

  5.地缘政治思维及“间接侵略”的概念。杜鲁门受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很大,在1946年的《美苏关系报告》中,他认为:苏联占有“心脏地带”,为此海洋强国就需要拥有军事力量,守住边缘地带;同时还需要给对抗苏联的国家以必要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使“遏制”政策扩展到边缘地带甚至是全世界,诸如马歇尔计划中针对的希腊和土耳其。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的实施正反映出美国“以拉美为后院,以太平洋为内湖,以大西洋为内海,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地缘战略部署。杜鲁门正是希望通过地缘上的“遏制”,进而达到限制苏联扩张,以实现称霸全球的海洋进攻型战略目标。这一地缘政治思维还体现在美国构筑从阿留申群岛到东南亚的“地缘锁链”,以及美国对待日本、伊朗等地缘战略重地的外交政策转变之中。地缘思维的背后就是杜鲁门“间接侵略”的干涉理论,在“杜鲁门主义”的演说中,他把苏联对“自由国家人民”的威胁看作是“不仅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即任何国家内部局势的发展都可能与美国“安全”有关,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只要美国认为危害其利益,不论此事有无与苏联直接关系,美国都得以反对“间接侵略”为名进行干涉。他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通过杜鲁门的外交思想可以看到,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是建立在实力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冷战的起源部分根源于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敌视和地缘、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的全球扩张主义战略。作为传统美国人的杜鲁门,其民族的优越感和对实力地位的崇尚,必然将建立世界霸权作为外交目标,而苏联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等方面与美国国家利益的对立,也必然使杜鲁门外交给战后美国外交带上了“两制对立”和“冷战”的标签,其后的历届总统只不过在此大框架下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政策罢了。

  

  第二节: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的外交思想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Dwight David 1890-1960),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陆军五星上将。生于得克萨斯一个贫苦家庭。1915年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少尉,到步兵团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坦克训练中心任务,升为上尉。1925年,入参谋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1928年,又毕业于陆军军事学院。1933年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副官。1935年,随麦克阿瑟去菲律宾重建菲联邦陆军,升为中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回国。1941年3月升为上校,任第三军参谋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负责美军作战计划处。1942年3月升为少将,任国防部作战处长,6月任驻欧洲美军司令。7月,升为中将,指挥盟军在北非作战。1943年12月24日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官,指挥诺曼底登陆。1944年12月升为五星上将。1945年6月回国,任陆军参谋长。

  1948年2月艾森豪威尔退役,一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秋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1952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获胜。1956年连任。任内结束朝鲜战争,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继续推行杜鲁门的冷战政策,扩大核武器生产,发展战略空军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1957年1月提出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法案。1969年3月28日在华盛顿去世,终年79岁。其著作有:《白宫岁月》、《远征欧陆》、《悠闲的话:对朋友们谈家常》等。

  在研究艾森豪威尔时代外交思想时,其国务卿杜勒斯是重要的人物,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大多出自他之手。杜勒斯是一个集基督教徒、国际金融与经济律师、外交家于一身的人。他190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191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同年进入华尔街当律师,自1926年起成为高级经理合伙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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