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关凯: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

更新时间:2015-06-07 21:59:22
作者: 关凯  
由其管理的事务也不可能完全是“本民族内部事务”。因此,事实上,自治权的行使对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缺失的。三是自治权与中央集权之间存在制度张力。自治作为一种分权制度,不仅本身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存在内在冲突,也与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有冲突,二者皆表现为自治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根据现实情况不断做出调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遵从中央的号令。四是法治建设不完善。尽管《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宪法性法律,但由于法律本身缺乏相关的“法律责任”配置,事实上对违反《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为缺失制裁与补偿机制。五是民族干部的代表性弱化。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干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党的中、高级干部群体中的少数民族,如乌兰夫(蒙古族)、韦国清(壮族)等;二是战争时期由军队出身的民族干部,如天宝(藏族)、扎西旺徐(藏族)、朱德海(朝鲜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三是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开展合作的民族上层人士,如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藏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等。或基于传统权威资源,或基于革命经历,这些干部都具有比较强的政治代表性。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由教育制度和科层制行政体系本身产生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代表性客观上正在衰减。六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对民族区域自治构成的挑战。迅猛的城市化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自治地方人口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改变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条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由于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我国朝鲜族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如今已成“空巢农村”,而在青岛等地,则出现了新的朝鲜族城市聚居区。[27]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嵌入中国建设民族—国家体制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制度装置。

   从理论上说,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出于两个同等重要的政治目标,一是为了完善国家建构,切实保障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二是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基于这样一种双重目标,国家试图通过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内部特殊地区和特殊人群的利益诉求整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但另一方面,自治制度的设立显著地改变了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组织方式,并提升了“民族”身份的政治与社会重要性。

   对于国家来说,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积极的方面是它在制度上重新架构了国家的组织结构,使之能够更鲜明地包容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这种理念中实际上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国家可以通过分权制度避免或调解族群冲突)。但自治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比如可能遭致生活在自治单位内的非自治民族群体(在大多自治单位内是人口多数)的反对,他们会认为特定民族的区域自治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并在一些具体情形下可能对其构成“制度性歧视”,从而破坏了公民权意义上的个体平等;同时,自治制度也为民族主义意识的传播与扩散提供了政治与社会空间,使“本民族群体”容易过于强调自己与其他群体不同的文化特性与身份认同,从而可能为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冲突埋下伏笔;第三,从厄立特里亚到科索沃,由不成功的自治而导致国家分裂的案例,在当代世界屡见不鲜。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从一开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一边强调对群体权利的保护,同时一边谨慎地避免对群体权利给予过度的承认。这种制度设计原则显示出一种相当强的两面性,因而导致自治制度在实际运行层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表面上看往往流于形式。但在更深的层面,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内在发生系统性变迁的客观反映之一。与其他曾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运行有效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失效的制度安排一样,在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瓦解之后,国家对于社会领域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减弱,强调国家责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随之发生意义转换,在许多情境下,其意义已从“以国家为中心”被置换为“以民族为中心”。“成为‘民族’并非近代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建构下边疆之人的唯一选择,也并非最好的选择……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并以国家之民族政策来弥补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弱势地位。然而在‘民族’群体认同中,及以‘民族’为单位争取群体在国家内的地位与利益之情况下,常让个人失去其作为‘国民’之反思性与行动力;在民族文化与民族宗教之大纛下,更常让民族内的性别、阶级、世代、圣俗间之剥削与不平等被遮掩。看来,近代中国之民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28]建“民族”易,造“国民”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公民制度在客观上的相互隔膜,是目前实践困境的最深渊薮。

   六、民族主义的“内外之分”与民族区域自治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首要理论前提是“谁是‘民族’”。建构论是当代族群理论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在建构论的理论视野里,族群并不是社会生活或人类特性的某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建构物,是由社会互动所决定的一种社会边界。族群边界的社会构建是一个不断变化而非确定的过程,个体的身份认同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状况和处境,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主观意志力。[29]显然,新中国在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候更多接受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于“民族”的看法,认为“民族”是血缘与历史的产物、其性质是确定的、其群体边界是清晰的,这也是民族识别工程最基本的理论逻辑。但今天看来,民族识别工程本身也是在建构族群边界。

   当然,族群建构论并不能成为我们认识“民族”的单一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这一点上,尽管存在术语翻译的问题,我们还是能从安东尼·史密斯的讨论中获得一些启发:“民族(nation)不是族群(ethnic),因为尽管二者有某种重合并都属于同一现象家族(拥有集体文化认同),但是,族群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且由于族群不一定要有形地拥有其历史疆域,因此它甚至没有疆域空间。而民族则至少要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必须通过拥有它自己的故乡来把自己建构成民族;而且为了立志成为民族并被承认为民族,它需要发展某种公共文化及追求相当程度的自决。另一方面,就如我们所见到的,民族并不一定要拥有一个自己的主权国家,但需要在对自己故乡有形占有的同时,立志争取自治。”[30]

   如果沿着安东尼·史密斯的看法审视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不同群体的性质决定了对于民族区域制度不同的必要性。对于那些建构性色彩较强的族群来说,自治可能更多是一种国家行政制度“均质化”的产物,而非族群本身的诉求;但对于那些原生性色彩比较强的“民族”来说,对自治权的追求则可能代表了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需要思考盖尔纳的命题,“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相反”。[31]民族主义“宣传和捍卫文化多样性,而事实上,却在政治单位内部,并且在较少的程度上在政治单位之间推行同一性”。[32]事实上,这种民族主义“内外区分”的政治取向才可能真正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民族问题”。

   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讨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非常容易陷入一种话语与观念的结构性冲突之中。这一方面源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基础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民族主义逻辑,由此造成不同族群对之的对立看法;另一方面则因为当下社会观念的变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观念之间存在张力。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中国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当下的人们更具有个体权利意识,而民族群体的利益一致性则受到质疑。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除了在个体层面提供基于民族身份的一些优惠政策外,并不能提供系统性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因此,在当前边疆社会出现暴力冲突的情况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制度功能,以消除、至少是缓解这种冲突。

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局面之中,后阶级政治时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开始引发社会焦虑,人们不知道这种制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对于国家建构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由于这些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演变前景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结论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一个产物,其显著特征是并非以“民族”或“区域”为中心,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设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将少数民族整合进民族—国家体制之中,同时预防可能发生的民族冲突。因此,在本质上,民族区域自治是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尊重少数民族特殊性之间采取的一种妥协性制度安排。

   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国家向少数民族提供全面的优惠政策。由于目前我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都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在遭遇一系列的挑战,包括理论与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人口流动与城市化、族群冲突以及国家外部行动者带来的挑战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来说,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同时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前者使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承认、容纳和适应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而后者,也固化了族群边界并使这个制度脱离现实环境,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实际效能。当然,就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本身而言,民族区域自治显然不是唯一的路径与方法。

   无论如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条连接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任何制度,其最强的生命力都是在回应外部挑战和化解内部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活力、灵动和变化,宛若新中国以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在内的一整套新的国家制度为依托,重建了帝国崩溃、社会碎片化后的国家政治“大一统”格局那样。总之,作为一种现代中国建设民族—国家体制的历史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仍将在回应各种挑战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改革、完善自身,以服务于中国迎向未来的发展前景。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9页。

   [4]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帕米尔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63页。

   [5]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6]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轈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7]《列宁全集》第23、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9、62页。

   [8]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第85页。

   [9]参见关凯:《族群政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176页。

   [10]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第132页。

   [11]Miller,D.On Nation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81.

[12]1998年8月,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发布了《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关于魁北克分离的参考意见》,其判决意见为:一个省无权单方面决定从加拿大联邦分裂出去,无论是加拿大联邦宪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8958.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16-25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