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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方向

更新时间:2015-06-06 23:43:39
作者: 王惠岩 (进入专栏)  
所谓前瞻性问题,是指对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趋势的研究,也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或某一领域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如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下的政治参与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十六大提出对中小企业要特别关注等问题。所谓战略性问题,是指需要长时期解决的重大问题的途径与方法的研究。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途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途径问题;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途径问题;农村现代化途径问题;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分裂主义斗争方法问题;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建设方法问题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都是大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研究的课题都要全面研究这些大问题。因为每一种大问题都由各个方面、各种形式、各种角度来表现的,我们可以从各种具体方面的具体形式、具体问题去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无论大与小都要与这些重大问题相关联。

   (二)怎样选择属于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中的具体问题

   这就需要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什么是学问,简单地说,就是对实际问题的回答,回答得好,就是有学问、水平高;回答得不好,就是水平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求我们必须到实际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在实际中发现问题,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总结问题。如果你不研究实际问题,只是在空洞的理论上兜圈子,空对空,这种所谓的理论是社会所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尤其要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如学习和研究行政管理学,如果不到政府中去,不了解政府在实际上怎样运转,怎么能够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呢?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在接见全国行政学会常务理事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国务院机构改革进行了几次,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彻底,精简了以后膨胀,膨胀后再精简,这就需要中国特色行政管理理论正确指导,希望学者们给予理论上支持。

   (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

   什么是国情?我国的国情,总体说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体说:第一条是经济不够发达,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条是社会主义。这两条都具备才是全面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看似简单的道理特别强调呢?因为正是对这个简单道理不真正明确时就容易犯错误。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只是了解社会主义优越性,对国情中第一条经济落后认识不清,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还把强调发展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批判,甚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提出过短期内“超英赶美”的口号。结果是人民群众难以摆脱穷日子,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些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又忽视了第二条社会主义,只看到中国经济落后这一条,因此,有人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把当代中国叫“传统社会”,甚至有人主张中国搞市场经济必须“私有化”,“中国政治现代化”必须培育“中产阶级”,走“西方政治现代化”道路。对此,我们强调中国国情是两条,缺一不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必须要全面。

   什么是当代?当代是指现阶段的国际形势,包括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国际斗争。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帝国主义时代。这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阶段,对资本主义社会三大矛盾分析作为依据而提出的。这三大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针对三大矛盾的尖锐化,他提出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为帝国主义阶段的主要特征。我们在分析当代时,把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有哪些主要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由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转化的,这对矛盾比过去是尖锐了还是弱化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尖锐了还是弱化了?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是尖锐了还是缓和了?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掌握当代,认清当代的主要矛盾。那么,这些矛盾在当今世界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如当今的美国霸权主义,它可以把任何国家定为“无赖国家”、“无能国家”、“邪恶轴心国家”等等,它在“9?11事件”后,又制定了新战略;哪里有恐怖主义,它就可以进行反恐战争;哪个国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就可以去干涉,即所谓的由防御性战略转为进攻性战略。但全世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多的是美国,谁去干涉?这种霸权主义会激起什么矛盾?其后果又是什么?我们立足当代,就是要力求把这些问题弄明白。

   研究当代也包括吸收西方国家和各个国家优秀的成果。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应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要拓展眼光,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是如何做才能借鉴西方国家和各个国家优秀的成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有个时髦语言就是“国际接轨”,那么我们怎样认识与国际接轨,怎样才能与国际接轨?我们国家已经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我们要认清哪些需要接轨,哪些不能接轨。当前有些领域要接轨,如自然科学、国际贸易、管理方法,甚至某些法律、法规也是需要的,但并不是所有领域都要接轨,如中共党史跟谁接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谁接轨?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政治领域的基本理论跟谁接轨?如果都要全面接轨,那还要不要社会主义这一条基本国情?

   总结以上的分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现实重大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和当今世界形势,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按正确方向所研究的成果,才能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也是党和国家为什么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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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0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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