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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强:清代词学流派论

更新时间:2015-06-05 21:56:12
作者: 孙克强 (进入专栏)  

   文学派流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由于创作风格、审美倾向相近,而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批评史上的流派则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主张、审美观点的一致上。各种文学流派的涌现和争胜,是文学创作和理论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词学号称“中兴”,其重要标志就是流派纷呈。从明末清初起,词学流派如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此伏彼起,一直占据着词坛的中心。在一些大的词派之下,又衍化出一些小的流派分支,如西泠词派、柳州词派、吴中词派、晚清四大家(或称临桂词派)等。这些词学流派大都颇具声势,且观点鲜明,活动积极,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代的词学流派贯穿整个清代始终,可以说清代的词学史即是一部流派史。这一鲜明的特色,必然引起批评家的重视。清代中期以后的词论家如江顺诒、郭麐、谭献、谢章铤、徐柯、蔡嵩云论析清代词时也都是从流派着眼的。(注:参见《词学集成》、《灵芬馆词话》、《复堂词话》、《赌棋山庄词话》、《近词丛话》、《柯亭词论》)可见清代的词学流派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值得研究的现象。

     一

   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登上词坛,李雯、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羽翼之,拉开了清代词派历史的序幕。云间后劲蒋平阶、沈亿年在《支机集•凡例》中称“吾党持论,颇极谨严”。(注:《词学》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显示出其鲜明的流派意识。其后云间派的影响几乎笼罩了整个词坛,在浙江杭州,西泠十子(即西泠词派)兴,时人评论说:“十子皆出卧子(陈子龙)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注:《白榆集•小传》)到了康熙初年,以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词派和以朱彝尊为宗主的浙西词派分别主盟词坛,陈、朱二人都是由规步云间进而欲补救其偏颇的。谭献《复堂词话》说:

   锡鬯、其年行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二派未必是清代最早的词派,却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词派。陈维崧的阳羡派倡豪放词风,朱彝尊的浙西派尚清雅韵味,景从者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浙西派,推南宋、尊姜张、倡导词体雅正,对明代以来词坛颓靡柔弱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朱彝尊及浙西六家之后又经厉鹗、吴锡麒、王昶、郭麐、戈载等人的弘扬发展,在常州派崛起之前,一直居于词坛盟主地位,学词者竟然几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注:彭兆荪《小谟觞馆诗余•序》《清名家词》)余韵延至清末。

   嘉道间张惠言倡“意内言外”之旨,常州词人闻风响应,很快取浙西而代之,风靡天下。常州派论词言必称“比兴”、“寄托”,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充实,使词反映现实,作用于社会人生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常州派由董晋卿、周济达到鼎盛,经谭献、庄棫、陈廷焯以及王鹏运、况周颐等晚清四大家的承转,影响了几乎整个清后期。蒋兆兰《词说》云:

   清季词蔚然称盛,大抵宗二张(张惠言、张琦)止庵(周济)之说。常州词派的影响甚至在二十世纪依然可见。(注:出自晚清四大家门下的龙榆生、陈匪石、夏承焘、刘永济、杨铁夫、赵尊岳等学者皆活跃于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界。又如唐圭璋先生亦深受晚清四大家的影响,其《唐宋词简释•后记》说:其选词标准,乃“据拙、重、大之旨。”见《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由于流派在清代词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使清代的词学理论具有以往词论所不曾有的特点;清代主要的词论家如陈维崧、朱彝尊、张惠言等,都是词学流派的领袖人物;清代典型的、重要的词学理论主张,都是词学流派的代表性理论主张;由于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作用,围绕流派而展开的批评和争论又特别引人注目。

   清代以前尚无成熟的词学理论流派。晚唐五代两宋,词坛繁盛,异彩纷呈。宋人已注意到不同的风格特色,开始辨体式,析正变。词论中已有“花间体”、“南唐体”、“柳永体”、“东坡体”、“易安体”、“稼轩体”等一些体式名称,南宋汪莘把苏轼、朱希真、辛弃疾的不同词风概括为宋时词风的“三变”。(注:《方壶词•自序》《彊村丛书》)南宋时评词者论析词学源流时也曾有“词章之派”的说法。(注:滕仲因《笑笑词跋》)这些议论已含有流派分析的因素,但尚不是成熟的流派批评认识。(注:参阅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清代的词派则是成熟的文学流派,不仅在创作中表现出相近的艺术情趣和审美倾向,而且具有鲜明而一致的理论主张,如云间派的婉丽,浙西派的典雅,常州派的意内言外,桂派的重、拙、大等皆成为一时树立于词坛的旗帜,成为本流派的审美理想和批评理论标志,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清代词学流派不仅具有主题理论,还十分注意理论的系统性,即多层面的观点主张构成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如浙西派论词核心在于典雅,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强调“以雅为目”。厉鹗进一步阐发:“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注:《群雅词集序》、《樊榭山房文集》卷四)因而“雅”就成为浙派的一面旗帜。以典雅为核心,浙派进而提出了尚南宋、尊姜张,以及黜斥《草堂诗余》等一系列主张。各种主张相互支持,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朱彝尊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注:《词综•发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朱氏又反复提出“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注:见《水村琴趣序》、《鱼计庄词序》等文。载《曝书亭集》卷四十)以引起人们对南宋词的注意。朱彝尊意在用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的清雅词风改变明代以来词坛柔靡的风气。朱彝尊之后,倡导南宋的词学主张就成为了浙西词派的代表性主张。汪森、厉鹗、王昶、吴锡麒、郭麐、戈载等浙派词人无不以此论为旗帜。谢章铤曾评述清代前中期词坛风气的变化云:“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至朱竹垞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词话丛编》)陈廷焯亦云:“国初多宗北宋,竹chá④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注:《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三,齐鲁书社1983年)鲜明而系统的理论主张既是浙派很快影响于词坛,改变了词风的主要原因,也是清代词学流派的显著特色。

   清代词学流派的理论主张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清代中期的李调元说明自己的《雨村词话》的特点云:

   余之为词话也,表妍者少,而摘媸者多,……盖妍不表则无以著其长,媸不摘则适以形其短,非敢以非前人也,正所以是前人。存前人之是,正所以正今人之非也。非特以正今人之非,实以证己之非也。此语道出了清代词学流派针对现实针砭时弊的特点。与前人词话多录本事、记逸闻、资闲谈,乃至于借以互相吹捧标榜不同,清代词学批评和理论以褒贬词坛为己任,“表妍”“摘媸”的目的是为了“正今人之非也”,其批评精神和勇气跃然可见。在清代词坛上曾有过激烈而持久的南北宋之争,(注:参阅拙文《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四期)云间派论词取法南唐北宋,浙西派力推南宋,常州派复尊北宋,桂派重尚南宋,从表面上看不过是对南北宋词的不同偏好,其实乃各个词派针对现实词坛的流弊而下的针砭。如浙西词派推南宋、尊姜张、倡典雅,实乃针对清初的词坛沿袭明代以来的颓靡词风,意欲提高词的品味。而到了嘉道时期,浙派末流又流于饾饤琐屑和空疏浮游,即浙派郭麐所说的“词妖”和金应珪所说的“游词”。(注: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二:“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不得。此何为者耶?昔人以鼠空鸟即为诗妖,若此者,亦词妖也。”金应珪《词选后序》:“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为革此弊端,常州词派提出“意内言外”和“比兴寄托”,意在提高词的意格,充实词的内容,使词与诗一样具有感发人心,作用于社会的功能。正是因为有了如此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方使新兴的流派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所谓登台一呼,应者如云,词坛风气为之改观。

     二

   文学史上的流派往往带有地域色彩。《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由于作品产生的地区不同风格就有差异。清人张泰来说:“诗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系乎国土,而支派或分为十五国,而下概可知矣。”(注:《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地域的文化氛围和传统,对本地域的作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同一地域的作家容易产生相近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而形成文学流派。我国古代的许多流派都是以地域命名的,如宋代的江西派,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清代的词学流派的又一大特点即为地域性。地域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更容易使词人萌生相同的感发,空间的接近也给词人们切磋词艺、议论品评提供了便利。清代的几个主要词学流派都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甚至词派之名也都是以地域命名的,流派中以同邑为主要成员,如云间派(云间包括旧松江府所属七县;华亭、娄、清浦、金山、奉贤、上海、川沙,今均属上海市)的主要成员陈子龙、李雯、宋征壁、蒋平阶均为云间人。再如常州派的主要成员张惠言、张琦、董晋卿、周济等均为常州人。阳羡、浙西派的成员构成也大都如此。

   清代以乡邑地域为主体的词派选本很多,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常州派有《国朝常州词录》。这些不仅体现了乡邑地域的风貌,也表现了词派的共识。如产生阳羡词派的宜兴“鹅笙象板,户习倚声;苔網花笺,家精协律。”(注:陈维崧《蒋京少梧月词序》《陈检讨四六》卷九)填词之风盛行,从南宋至清历久而不衰。在明清易代之际,阳羡又是江南最尚气节,遭受清军打击最重的地区,因而阳羡派鼓荡苏辛词风与阳羡的地域的历史现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论及清代词学流派的地域性,阳羡派与常州派的关系颇值得注意。与其他词派相比,阳羡词派的历史最为短暂。据严迪昌先生研究,从顺治中至康熙中,“以陈维崧为宗主的阳羡词派形成到盛衰过程仅只有三十多年时间。”(注:《阳羡词派研究》第6页 齐鲁书社1993年)而常州词派兴起于嘉道年间,二派间隔有近二百年。然而由于二派实际同处一地,阳羡派与常州派天然形成了血缘关系,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壮大与其地方词学传统甚有关系。清代的常州辖境包括今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无锡、宜兴等县。古人有云,文学创作得“江山之助”,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能够使此地的文学艺术形成颇具地域色彩的风格传统,常州一地的词风即有这种特点。在浙西词派风靡大江南北之时,常州之地仍有不囿于风气而特立独行的词人。《听秋声馆词话》卷六记云:

   我朝竹垞太史尝言,小令当法五代,故所作尚不拘一格。逮樊榭老人专以南宋为宗,一时靡然从之,奉为正鹄,独吾乡诸老,不随俗转。余家有《柳外词》一卷,为阳湖沈鹿坪大令作。……杂诸《乐章集》几不能辨。又《竹轩词》二卷,为李玉陛司马作。……司马名荃,乾隆戊寅举人,官广平同知,家居宜兴,词亦不失《乌丝》风格。《听秋声馆词话》的作者丁绍仪为无锡人,与阳湖沈鹿坪(钟)和宜兴李玉陛(荃)同为常州人。沈学北宋柳永,李则与以“稼轩风”闻名的陈维崧的豪放风格一脉相承。皆与乾隆年间正在流行的浙西词派所推崇的姜张的清雅之韵大不相侔,“不随俗转”一语道出了常州一地的文学传统。

   浙西词派同样重视乡邑之风,浙派中期的厉鹗更将本乡两宋词人历数一过,其《吴尺凫玲珑词序》说:

两宋词派推吾乡清真、婉约深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约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所称。(注:《樊榭山房文集》卷四)这不仅是简单地对同乡词家先贤的称赞,实隐含有上溯本乡本派词学源头的意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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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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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沪)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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